评价的情感标准与理性标准

评价的标准大致有两类,一是情感,二是理性,两种标准各有所长,情感标准主要用于对事后价值的评价,理性标准主要用于对事前价值的评价.以情感为标准的评价,直接而自然,简单且可靠,但其运用范围有限;以理性为标准的评价,广泛而具有先在性,并因此而具有指导人们实践的功能,但评价结果具有或然性.理性标准更容易操作,更具客观性;情感标准更根本,更准确.     

情感 理性 境界

情感与理性历来被关注。情感和理性在自身层面能够达到一定统一，但二者真正统一需要超越情感和理性层面，即在高层次精神境界方可实现情感和理性的统一。     

论休谟的正义理论

休谟的正义理论体现了理性和情感的张力,他区分了正义规则的建立和正义感的愉悦来源,前者依靠的是理性,后者依靠的是同情。休谟主张正义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但情感是决定力量,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种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结合观没有给理性和情感恰当的定位,因此避免不了道德失范的缺陷。     

从《俄狄浦斯王》看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抒情功能

古希腊悲剧的歌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戏剧形式因素 ,它将悲剧的情感以一种纯粹的形式独立出来 ,形成情感外化机制 ;歌队的合唱歌包裹在悲剧故事核心周围 ,用集体理性规约个人情感 ,形成情感引导机制 ;歌队帮助观众宣泄“怜悯”、“恐惧”的情感 ,同时又用理性力量收束那些过度的情感 ,使观众的心理走向平和健康 ,形成情感控制机制     

情感在个体品德中的地位

情感问题在伦理史上一向占据重要地位。中西方许多伦理思想家都曾孜孜不倦地探讨过情感问题。在西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最先揭示了人的认识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他们用理性、意志和情感构建了他们的灵魂说。中世纪时期情感虽然被淹没在理性的汪洋中,然而神学家们还是从负向角度研究了情感问题。休谟和亚当·斯密则开创了情感问题研究的新阶段,他们把情感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康德和黑格尔虽然醉心于“纯粹理性”和“绝对观念”,然而他们对情感问题也不敢置之不理。当历史的车轮转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与理性主义

自然法与理性紧密相联已成为西方自然法理论的传统。但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将古典时期的宇宙理性和中世纪的神所启示的理性改造成人所独立运用的理性。由此 ,理性不是对情感和欲望的压制 ,而是与情感和欲望的融合。从理性的品质来看 ,理性通过自然科学中的逻辑必然性来说明自然法和正义准则的绝对普遍性 ;从理性的内容来看 ,理性以承认和满足激情和欲望为要义 ;从理性的主体来看 ,理性与人类、尤其与个人相联系 ,理性概念表达了个人主义和契约论原则。正因为自然法被赋予了理性主义的这些内涵 ,近代西方的自然法理论才转变成捍卫自然权利的理论     

中国哲学的特质：情感与理性的合一——评蒙培元新著《情感与理性》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 ,是中西哲学史上争论的老话题 :在西方哲学背景中 ,两者的对立紧张关系引发了激烈的理性思辨 ,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辨体系 ;而在中国哲学的背景中 ,理性与情感的融通则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大智慧 ,由此显发出圣人气象 ,遂成圆融境界。蒙培元先生新著《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12月版 )专门集中深入地探讨了“情感与理性”在中国哲学中的相互关系。在研究方法上 ,采取的是纵向的历史梳理与横向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而归结为一系列中国哲学范畴的清理。根据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的分离…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浓得化不开”之外——徐志摩散文中的理性之光

人们往往只提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特征。其实,徐志摩的散文是跳跃着理性之光的。只是由于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跑野马”的行文笔致,减弱了徐志摩散文中的理性,使得读者只见情感,不见理性。     

情感评价及其教育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理性的灌输固然必要，但理性不会直接导致情感体验。从理性到情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促使这一心理变化的机制是情感的评价功能。通过情感评价，导致相应的感受和体验，这是人们对理性认识是否满足自己需要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才是构成人们理性认识到积极实践的内部动因。所以，情感是从理性认知向行动反应过渡的激活力，而实现这一激活作用的是情感评价。     

论当代美德伦理学对孔子伦理学的两种解读

孔子伦理学是何种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取决于如何解读孔子伦理学的人性与美德。不论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还是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都追求道德行为者的某种完满状态,都认为人性有某种结构,可根据人性的结构考察道德行为者的完满状态是什么。不同的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所主张的人性结构偏理性,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进行了理性主导下的功能式解读;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则认为人性结构重感情,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解读为人性—本心—情感的模式。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理性主导下人生的完满,因为理性对完满的追求在任何文化和境遇中均相同。而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情感的完满,对情感完满的追求受到文化和境遇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对孔子伦理学进行幸福主义与情感主义解读,分别会面临非美德化与非普遍化的困境。     

情感理论视域下学前教育的政策空间架构

学前教育政策具有科学理性和情感关怀双向价值,情感空间意味着在政策制定、贯行中突破单一向度的理性崇拜,重新思考政策生产路径中“人”的价值,对政策与人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剖析。学前教育政策的情感空间主要围绕三个层面来架构：第一,理性和情感的互证为空间之基;第二,主体性的回归为空间之核;第三,他者的入场为空间之限。由此,学前教育政策基于“情”与“理”的平衡,承认学前教育场域中人、事、境等一切存在的价值性和可能性,寻求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的实现。     

社会·建筑·自我--跨越现代主义

:解释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性特征及其走向沉寂的原因 ;以跨越两个时代的建筑大师路易·康的建筑哲学来论述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情感回归 ;建筑师自我的表现是对现代主义建筑过份追求理性的补充     

论梁实秋的人性观

梁实秋的"人性论",以儒学伦理人性为精神依归,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他选择了内在视角,以具有共通情感与理性的人来取代"阶级性"的人,反对阶级人性论;在"情感"与"理性"的二维之间,强调理性的支配作用,批判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泛滥"。梁实秋人性观的总体特征是古典主义,强调普遍性、社会性、稳定性,排斥差异性、个体性、变动性。     

爱国主体理性思维力的培育与发展

“爱国”情感是主体最初植根于共同体关系建构的高级情感形式之一，作为一种情感结构，“爱国”情感的培育和表达在实践中呈现复杂多元的样态，情感培育的流动性、情感对象的模糊性和情感表达的易煽动性这三个层面体现出这一结构的基本特征。如今复杂的网络生态冲击之下，“爱国”情感的基本内涵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和思考，理性爱国的实践方向和价值目标需要得到重新阐发和理解，“理性爱国思维力”作为主体的重要思维品质和能力应该得到良好地培育和引导。以主动建构自身的理性认知系统作为依据，以文化认同与制度及社会价值认同一致的目标作为方向，以对思维对象矛盾的批判反思作为作用点，在理性认知、价值目标和思维对象三者连贯统一中实现主体理性爱国思维力的生长。     

帕雷托：非逻辑行动中的情感研究

帕雷托一反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性主流倾向,认为情感等非逻辑行为才是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派生物和剩余物与逻辑行为和情感行为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派生物与剩余物比较起来,具有虚伪性;情感比理性更接近社会实在,是解释社会行为乃至社会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历史就在组合的本能情感和保持组合的持久性情感之间相互消长的关系中循环运动,实现这种历史运动的人就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精英阶层。     

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激荡时代中的古典情怀——论梁实秋"人性"观的形成及时代效应

梁实秋的"人性论",以儒学伦理人性为精神依归,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他选择了内在视角,以具有共通情感与理性的人来取代"阶级性"的人,反对阶级人性论;在"情感"与"理性"的二维之间,强调理性的支配作用,批判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泛滥"。梁实秋人性观强调普遍性、社会性、稳定性,排斥差异性、个体性、变动性,体现出激荡的现代文坛中一份独特的古典情怀。     

封闭化情感研究的回溯与反思——以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为视角

现代化进程下,以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我觉醒为标识,基于社会与个体的理性封闭形态,一直通过人与宗教、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现代性特有话语得以继替。而这也直接形塑了诸如吉登斯、贝克等人对晚期现代性境遇下情感研究的理性化样态;从而在具体议题上,封闭化理论痕迹已然通过以代表正式化的情感劳动到非正式化的情商理论的流变形式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理性二元的封闭话语的回应,以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为视角将是当代情感社会学走出实证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理性话语局限,进而发起情感社会学理论反思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