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直面人生的个性化写作——论鲁迅对师陀创作的影响

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反思与超越(上)——中国新文学宏观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争取全面解放的形象史,在它自身调整过程中显示的审美特征、积累的经验教训主要在于:创作主体的自觉而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给新文学涂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弘扬民族自省精神,强化文化批判意识是新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人道主义铸就新文学的灵魂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外文学频频的交汇或撞击是中国新文学日趋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根本途径.     

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新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脚印、精锐的精神启迪和巨大的身影.鲁迅的许多作品已成为民族的经典,思想的启示录.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读、深读、细读,把握鲁迅的精神实质,可以为当代中国大国文化的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和思想力量.为此,有必要拓展我们的文明视野和知识积累,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作品,与中国历史、文化、文明联系起来,展开渊博而精深的思考.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有批判与摒弃,也有发掘与继承.胡适所代表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并非单向度的西方影响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脉络与西方进化论交汇、融合的结晶.五四斯文学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整理国故、梳理白话文学史与发掘民间文学,是新文学阵营向传统寻求支持的重要举措.鲁迅与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乃至人格中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新文学作家不可能切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只会借鉴外国文化重新认识传统,进而以融会中外的个性创造来充实与发展中国文化.     

"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鲁迅

"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以下几种文化思潮的消解颠覆其一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其二是后殖民文化思潮,其三是全球华人区域中兴起的以"新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鲁迅终究是无法被解构的,其原因一是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经典";二是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

汉语新文学概念突破国族地域限制,将全球汉语新文学的发展纳入整体考察之中,避免了离散文学家的归宿地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汉语新文学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汉语新文学的归宿感建立在文化归宿感而不是政治或宗教归宿感方面,它不是以人格化的对象为聚焦点,不是以神化运作为指归,而是聚焦于与新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件,以及这种种事件构成的文化情结,这是现代汉语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汉语新文学必然归心于祖国大陆的根本原因.     

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文明批判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影响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学因缘既有思想内容上的文明批判,亦有表现技巧上的反语讽刺。尽管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着泛化的现象,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鲁迅在文明批判上所受夏目漱石《我是猫》的影响还缺乏全面深入的反思。鲁迅对夏目漱石《我是猫》“异类叙述视角”的接受与改造,体现在他的文明批判与国民性批判上,并且暗含着二人在文学趣味和风格上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异同,鲁迅对“异类叙述”的艺术处理表现出不同于夏目漱石的文化特征。     

徽州文学创作主体的类型特点

本文从本土和非本土、本籍和非本籍以及职业和身份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规定的角度，对徽州文学创作主体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类型区分和特点揭示，客观上让我们认清了作为徽州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性质，也为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徽州文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为系统揭示徽州文学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奠定了坚定基础。     

汉语新文学史框架中的白先勇

作为创作主体的白先勇,他为汉语新文学提供了对放逐生命的孤独存在的本原性思考和融现代于传统的世界性实践的基本范式;作为行动主体的白先勇,他的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散文、和同仁创办的《现代文学》、还有对昆曲的传播和推广所做的努力等等都对汉语新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革命作家的知识构成与主体精神

"革命文学"倡导以后,作家队伍的工农化逐渐成为常态,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理想的热情召唤、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使得许多知识青年在还没有完成高等学业的情况下,就匆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五四一代文人经由文学创作而启蒙教化,达成"立人"与"立国"目标的思想模式,逐渐转化为"文学创作就是宣传"的行动模式。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到新中国文学,"革命"不仅为文学创作确立内容标准,也为作家作品研究确立价值尺度,还左右作家主体的精神走向。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汉语新文学命题的语言学思考

汉语斯文学的概念,充分关注到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以及汉语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文学的语言不仅仅是文学特征和文学风格的的体现,而应该是文学的生命体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作为文学表达的必然的途径,它体现了文学的生命;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决定了语言与文学根本无法分割.文学的基本属性应该是语言属性.新文学倡导的先驱者自觉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将文学的语言都理解为文学的工具,思维的工具,未提高到文学的品质和属性意义上理解语言.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倡言让这个问题复活了.     

论《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梁实秋《雅舍小品》的写作是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创作的一种转折,但梁实秋又在这些小品散文中,将自己反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对理性与人性的推崇以及反对文学太贴近时代等主张,融化到雅舍小品乃至其它散文的写作中,形成了不同于新文学主潮的独特的审美风格,但是这些小品在许多方面也背离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艺术张力。而中国大陆清理阶级斗争为纲而呼唤大写的人、跳开现实的直接性而“寻根”以及90年代的随笔热,正是雅舍小品展现艺术魅力的文化土壤。     

试论中国主体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

翻译的功用之一是译介与内化外来文化。在翻译史上的不同时期,中国主体文化总是有选择地把外来文化纳入由自己主导的发展轨道。经过中国文学传统的文体和语言改铸后的外国文学,不仅具有了独特的、即便是原作也无法取代的艺术魅力,而且顺利地融入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经验。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空域概念,但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作为地域空间意义和民族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常常被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在空间上覆盖现代历史时期的整个中国,这是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的原因。"现代"概念无论是对文学性质的标示,还是仅仅指时间性,都充满了争议和纠结,汉语新文学则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新与旧,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包括非文学话题的批评性写作。批评性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扬光大,却在更为广大的汉语新文学地区延续至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宽文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