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政府全能”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可以尝试将协同学应用于这一研究,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定位、功能与协同方式。其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权责配置是关键。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重构——基于村委会与宗族关系的探讨

在当前的农村组织体系中,村委会与宗族是两种重要组织力量,对二者关系的梳理有助于乡政村治框架下的组织资源整合,构建有利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治理格局.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农村党支部角色刍议

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政治格局。所谓“乡政”，是指以乡这一级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代表国家，负责执行国家政务；所谓“村治”，是指以村这一级作为社会自治单位，代表农民，负责治理农村内部事务。目前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协助与合作关系。这种变化的确给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和推行政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制度和组织机理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多元矛盾分析

本文简要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轨迹,重点分析目前“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凸现的几大矛盾关系,并总结全国各地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乡政村治”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民主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

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民主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研究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促进国家治理与地方性自治的有效衔接,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质的平衡与互动状态,使“乡政村治”这种民主治理的弹性结构更具有解释力与借鉴性.     

乡贤返场——构建“乡贤治村”新格局

正"乡贤治村"是通过重塑乡贤公共物品供给者、乡民利益表达者、乡土文明弘扬者等社会角色来完善现代"乡政村治"模式。乡贤返场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实现乡村善治。但乡贤组织定位模糊、乡贤群体力量薄弱、"乡贤治村"以"德"替"法"倾向等桎梏羁绊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当以创建多元共治机制、完善人才延续机制、建设德法并行机制等举措实现"乡贤治村"长效化。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村治运作中政府的“监督”与干预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即乡政基层政府是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但在实际的村治运作中 ,政府却往往干预过多、过深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