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及与此相应的历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以及对历史编纂的新认识作系统的考察,阐述其与时代特点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变革中求创新的丰富内涵,对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当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形成共识:一、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的重要载体;二、历史编纂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创造过程;三、历史编纂的内容广度和著述格局都随时代而发展,必须以动态眼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再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并使之不断完善.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经历了 14至 19世纪的衰颓之后 ,到了 2 0世纪 ,似乎又重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倾向趋于开放 ,历史观念得以更新 ,材料、内容和领域也大有扩展 ,社会史和经济史等诸多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进步。而结合思想史实、超越中西藩篱 ,则可谓为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所在。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

民族主义发端于中世纪欧洲.民族归属感的比喻可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截然不同.18世纪后半叶,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出现,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历史学家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历史编纂学在欧洲各地崛起.语言、历史和文化被用来论证民族的特殊性.1850-1950年,民族历史编纂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历史学家排斥或调和宗教、阶级和种族因素对民族历史的侵蚀,维护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二战中的战争、占领与大屠杀导致欧洲各国的民族历史经历重新审视.战后,历史编纂学日益多元化,各种思潮不断考验民族历史框架,把认同与历史重新民族化的尝试随之产生.21世纪初,欧洲历史学家期待欧洲化、全球化的历史编纂,但民族的历史编纂框架仍然具有活力.     

历史编撰学与后现代主义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价值观展开了激烈批判,而那种现代以来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也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历史无统一性、方向性或连续性,以及历史文本乃是根据推理和语言建构而实现的,都对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过去20年中,文化史,包括日常生活史、妇女运动史等研究兴盛了起来,地方性和社会个体得到了大幅度的强调。然而对历史编纂学影响更为深远的却仍是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确信过去的真实性,知晓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遵循共同的理性尺度,容许历史阐释的多样性,或许将使我们比以往的"科学"史家更加了解历史。     

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学宗旨、经与史的关系、史家著述之道、历史编纂学以及方志理论等都有过精辟的阐述,亦多创新之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对当今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编纂新地方志的几点意见

编纂新地方志,具有继承文化遗产与发扬历史传统的重要意义。中国地方史乘,经过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绵延发展,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多数地区的修志事业日趋衰落。以上海地区而论,多数县志断于清末,迄今已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不仅要出精品钢材 而且要出精品文化

中国企业办年鉴，是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后的新生事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编纂志书的基础上编纂企业年鉴。宝物。许多大企业为了记载历史发展轨迹，为了让社会了解企业，钢同样也是在编纂《宝钢志》的基础上于2001年开始正式编纂年鉴的。下面结合宝钢实践，谈点体会。     

不仅要出精品钢材 而且要出精品文化

中国企业办年鉴,是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后的新生事物。许多大企业为了记载历史发展轨迹,为了让社会了解企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编纂志书的     

略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

历史编撰学是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是一门处于草创阶段亟待加强研究的分支学科。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主要偏重个案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历史编纂学中后起的具有代表性的史书体裁,它在晚清迅速发展,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需要用“通识”的眼光,才能宏观地分析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目的是为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做初步的尝试。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