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缺交付之票据移转中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

与契约说、创造说和发行说相比,对票据非因交付而发生移转的情况,权利外观理论能够更好地解决善意第三人保护和签章人债务负担的问题,因而在票据理论中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当具备外观事实、合理信赖和可归责性等要件时,无论票据现实交付与否都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善意第三人依对外观的信赖取得票据权利,签章人因对票据的作成而承担票据债务.     

论日本票据法上的权利滥用抗辩

本文介绍了日本票据法实务中所承认的权利滥用抗辩,进而分析了权利滥用抗辩的构成要件,对权利滥用抗辩各种理论学说进行了分析检讨,最后深入分析了权利滥用抗辩的理论基础,期望对我国票据法司法实践能够有所裨益.     

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

本文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主要包括权利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权利体系的内容以及权利的来源,在这些讨论中,重点分析了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并指出了其权利理论的根本问题.     

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转变,相应地,西方权利理论也经历了多次嬗变.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了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和先在性.功利主义认为社会功利是个人权利的依据,具有作为权利理论的坚实基础.而新自由主认理论则认为权利应该具有优先性,权利原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理论形态的更迭只不过是支撑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动所体现的是对权利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解说,为自由主义及其权利理论提供不同于传统的证明.     

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与方法述评

阿玛蒂亚.森将贫困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权利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和人类贫困,将贫困的原因分析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扩展到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观,认为只有让人们享有更大限度的行动自由,拥有更多的机会,作出更多的选择,才能从本质上消除贫困。     

权利的代价——权利限制的根据、方式、宗旨和原则

:权利受法律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正当根据是建构一种和平共处的权利秩序 ,化解多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确保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一般采用“权利附条件”的方式来实现 ,从表面看它是对权利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 ;从深层看它是对权利所设定的利益的限制。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可以任性。只有把权利限制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关怀和捍卫权利时 ,权利限制才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据此 ,权利限制必须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驳赵汀阳先生之“预付人权论”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之上的、非功利的元理论.赵汀阳的“预付人权论”,抛弃了元层面的形而上学思考,用做人的“义务”和“人际关系”,作为本来是无条件地赋予所有人生来就有的人权之先决条件,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在实践上有违世界政治文明的大道.     

自然权利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使用方式预设了原初状态中的签约者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植根于人的一种自然的道德人格能力。人在道德人格能力上的平等使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建立在一种自然权利的根本预设之上,这一根本预设就是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预设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一种自然权利论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     

论宪法权利的主体

个人是宪法权利的主体,宪法权利主要是指人权.集体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至少不是宪法权利中基本权利的主体,集体中的个人所拥有的人权也不完全等同于集体中的个人作为其成员的权利.集体人权作为宪法权利主要是指集体中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集体的权利.集体中的权利有三个层次,即作为个人享有的普遍权利,作为特定人群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以及作为该集体所拥有的集体权利.国家有权利,但国家也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     

邓小平依法执政理论探究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的依法执政理念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广泛。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法制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等各方面论述,为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构筑了依法执政理论的总体框架,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开辟了新的领域。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知情权的法律价值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简约、明了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需求。但是,知情权至今仍未在中国法律体系得到应有的确认和保障。本文从法的基本价值出发,研究了知情权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制约权力的价值、效益优化价值、促进正义的实现和民主进步的价值、及其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这对促进知情权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经济法的人权观论纲

以法律视角看待“以人为本”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支撑,然而日益扩展的市场却不能有效实现人权,尤其是经济自由、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需要国家的适度干预予以必要矫正.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明确界定市场环境内相互冲突的人权界限,以及国家为尊重、保护和履行人权义务时可以运用的工具和程序.     

日本环境法的理念、原则以及环境权

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是体现环境法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特性所不可或缺的,具有一定的方向引导性和行为准则性。在国际环境法、欧洲环境法中,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因者负担等等。除此之外,环境权虽被称作权利,但也具有与理念、原则类似的性质。日本的《环境基本法》把可持续发展视作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的支柱,但没有体现其作为原则的行为准则性;对预防原则和环境权没有明文规定;对原因者负担原则只做了有限的规定。鉴于这些理念与原则在环境法中的重要性,今后修改《环境基本法》时应当加以明确。     

穗积陈重与日本比较法学

作为日本国比较法学的开创者,穗积陈重留下了优秀的先驱性业绩.与德国比较法学相比,穗积有关法律进化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日本法的状态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法的发展阶段相比照,因此,在参酌对先进的欧洲的研究,从大局上指出法律进化方向这样的启蒙任务上,穗积法学有着很大的价值.但是,如若从东洋西洋在所不问、致力于法律事实的搜集,在此基础上分析探求法的进化法则这样一种伟大目标的实现而论,则不论是这样的魄力还是力量,穗积法学到底不及德国比较法学.毫无疑问,以当时日本国的研究水平来看,抱有这样的期待,根本都是不现实的.纵然是追随了德国比较法学,由于德国比较法学本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穗积的研究基本上也已经到了极限了.     

和谐社会背景下侵权行为法理念的转变

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环境与状态发生了改变,不但面临着更广泛的风险,而且经济生活不再成为生活的全部,体现一种多元的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思想理论创新,而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回应,也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对侵权行为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之相适应,侵权行为法需要进行理念的转变,以满足调整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理念转变主要表现为,从行为归责转向“不利益”资源的配置;从裁判规范转向行为规范;从救济人转向关心人。     

传统仁学与生活保障权

从中国传统仁学关于生活保障权的思想主张和现代法治发达国家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来看,那种以经济发展优先为借口而轻视精神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所谓生存权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各项基本人权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此种理论同强调爱与敬并重的传统仁学的礼治原则相去甚远。     

论抵押物转让的《物权法》适用——《物权法》第191条之再思考

《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物转让必须以消灭抵押权为前提超越了抵押权所具有的物权性;抵押权作为价值权只能对第三人课以不损害抵押物交换价值的不作为义务,而不能作用于抵押物的转让。抵押权人同意对抵押权人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其不对抵押物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影响,乃抵押权追及效力是否存在的法定限制因素。抵押物转让合同应当然有效,否则,第三人不具备受让人身份而使其代为清偿仅具普通债的代为清偿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