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网络媒体引发的媒介权力重新分配,使文学经典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网络传播的技术机制对文学经典意义的祛魅,后现代主义观念对文学经典的价值论解构,以及消费主义文化语境对文学经典的欲望化规避,让文学经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不过,经典的暂时隐退并不意味着它的历史性退场,经典的网络传承及其新经典的打造,必将给文学经典的时代创生带来新的机遇。     

黑人文学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讴歌"新黑人",凸显种族文学,是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标志着黑人文学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崛起.黑人文学史上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美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症候与生产: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笔谈)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     

"文学终结论"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终结"问题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文学终结论"的现有阐释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黑格尔从艺术与"绝对精神"的关系出发得出的艺术终结论;二是米勒等从文学与电子媒介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消亡论;三是朱国华等从文学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末日论.在文学发展的现实面前,所谓的"文学终结论"是禁不起推敲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文学属于"生命文化",当代文学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终结"的危险,但根本原因不在于"绝对精神"的演化、电子媒介的进步或权力资本的转移,而在于生命的危机和自然的终结.文学要走出"终结"的魔咒,实现自救与救赎,就必须与捍卫自然与生命价值的生态运动融为一体.     

水与荆楚文学

荆楚地区,河湖纵横交错,水势汪洋浩淼。荆楚文学史,满纸烟水苍茫,别具水文化特色。我们可以说,荆楚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都与荆楚水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水文化已经成为荆楚文学史的背景性存在,是荆楚文学生命的浓郁底色和不竭源泉。水,不仅是荆楚文学的核心意象,而且也是荆楚文学的本质性象征,还是荆楚文学审美表达的核心语码,风格独具的南方美学体系的独特风骨,"大河大湖"小说类型的美学底蕴和推挽动力。     

文学权力:文学的文化资本

文章旨在通过文学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来论证文学的话语权力属性。作者从分析文学的符号资本的条件即文化稀缺性 (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三方面 ) ,以及考察文学的符号资本的实现方式即垄断表征领域这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作者认为 ,文学权力在当代语境中的衰落与大众媒介的兴起密切相关     

推倒文学的围墙--论姚斯的接受文学史观

姚斯接受美学的核心就是要以尊重接受者为中心,从强调"读者中心"到"为什么要以读者为中心"以及"如何实现和突出读者的中心地位",最终推导出文学史不应该只是作家史、作品史,而应该是包含读者接受的历史和社会性的接受美学史.文学史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史、批评史,也是文学接受者的文学史、批评史;文学史不仅仅是人类创造的思想史,也是人类的艺术史;文学史不仅仅是属于历史的文学史,也是当下时代的文学史.推倒文学的围墙,让文学接受者与文学本身对话,让文学艺术与文学思想对话,让当下时代与历史对话,应重新编写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学史.     

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中西方文学史研究之比较

本文认为文学史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超越,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作者在文中勾划了中西方文学史研究发展的脉络,并从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上归纳总结出中西方文学史研究中的两点相同与相异之处,并从社会革命、政治思想、民族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探求了造成异同的原因:展望了当今文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形势和走向。     

比较文学视野与世界文学史重构

在对20世纪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演进轨迹历时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在国内"重读经典与重构世界文学史"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史重构应从有利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层面出发,编写者应该突破文化交流和文化研究中的"视域限制",从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互相契合来研究世界文学,在整合的时话性文明中提升对世界文学普遍性的认识.这种"对话性对话"最终置世界文学史编写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整体性思维的立场下,进而又推进世界文学史编写的深度.     

文学研究应当回归文本——以魏耕原《盛唐名家诗论》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研究逐渐逾越了"文学"的界限,仅仅充当着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分析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研究"的范式更是蔓延于学术研究领域,连同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入,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质的探究成分越来越稀缺。近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回归文本的呼声已渐渐浮出水面。魏耕原《盛唐名家诗论》,就是一部以充分的文本分析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著作,也是现阶段以文本研究见长的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概而言之,魏著的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明显的问题意识、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的研究置于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而这两大特色的形成,都离不开作者对相关文本的细致入微的解析与阐释。     

文学史与时间量──兼评文学史观中的实在论和独断论

研究文学史观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自觉的理性意识和自主的人文方法，从而使文学史构成对人类文学活动的终极关怀，有效地探寻文学发展的自由之路。一般而言，文学史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往文学何在，以往文学何以在，以往文学为何而在。这又关涉到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心灵时间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在自然时间量中研究文学史，主要是对自然时间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学遗迹进行考辨、实证，尽可能多地确认文学事实，使它们进入文学史研究。在社会时间量中审视文学史，就是在社会运动的大结构中把握文学史，研究其生成、发展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制约。文学史研究的最终依据是人，它必须完成于研究主体的心灵历程中，在心灵时间量中走向丰富和完善。所以，文学史建构最终完成于研究者的心灵当中，才能达成对现实文化的历史性超越和丰富性结构。     

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及其文学经典化——以民国时期为例

民国时期,不同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对《左传》性质、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上,它们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一方面,它们对《左传》性质的书写,勾勒出民国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另一方面,它们对《左传》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对《左传》研究的激活与促进,也生动还原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此外,教科书作为传播、普及知识的重要工具,它们对《左传》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的正面书写,是20世纪《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使《左传》位列中国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     

新世纪的文学期待——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文化现象反省

文学史建构功能的凸现 ,关键是史家主体意识的弘扬 ;重视文学本体和培养文学素质的文学史 ,才能还原出文学的鲜活 ;而文化视域的对话和交流 ,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文学史新理念和多样叙述方式的构想。文学史有它的过去 ,也有它的未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学术话题     

语图关系的文学史意义——以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考察对象

百年台湾、香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语图关系渐渐进入了文学自身的流变中,反映出写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流行通俗文学,甚至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等文学形态的不同变化,也往往比中国内地文学更早地提出、实践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其意义和价值启发我们重视语图关系对于文学史叙述的意义和价值.     

论普列姆昌德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

普列姆昌德是杰出的印地语文学家。他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300余篇,以及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文学等方面的文章。普氏在现代印地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普氏关于文学的论述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小说,探索他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及两者间的关系,描述他所走过的创作历程。     

论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变迁——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史观探寻

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它决定文学史著述的著史态度和体系建构,决定对文学史目标的任务的阐述,决定对文学史发展原因、规律的探寻。本文以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作为考察对象,根据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的实际,将建国前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依次对各个时期中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变迁进行描述,力图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流变过程的运行轨迹,探讨文学史家们在中国文学史观方面的优长和不足,着眼于２１世纪文学史观的发展与建构,力求做出客观的总结和公正的评判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文化“审父”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具备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发生的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审父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集中崛起,由此带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但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压抑,仅作为残存的文化审父情结蛰伏于当时中国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话语中,要么不具备现代性文化意蕴,要么其中隐含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被主流话语所置换、消解或遮蔽。而在"百花"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中,却集中表现了接受过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或情结,虽然尚未构成大潮,但已然为新时期文学中审父潮流的出现埋下了历史伏笔。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