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从德国历史教育学改革模式谈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教育学启动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德国模式偏重于理论反思,旨在重塑历史学作为历史编纂、历史传授与历史实践统一体的特质.这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超越“归化”和“并行”的“整合”方案.     

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特点论析

清初史学,极为繁盛,纪事本末体史书较之以往有了长足发展,逐步奠定了广辑史料、史论结合以及详于考证的历史编撰的新格局.系统考察这一时期该体史书的编纂特色,不仅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在清初史学上的地位,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演进历程,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学宗旨、经与史的关系、史家著述之道、历史编纂学以及方志理论等都有过精辟的阐述,亦多创新之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对当今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

文章从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两个视角，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形势和史学的发展状况，“史倒”呈现出走向独立的过渡趋势，反映出浓厚的正统意识和门阀士族的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史学走向独立的进程，为唐初史馆撰写前朝正史奠定了基础，也为刘知畿撰《史通》提供了材料，还为后来历代皇朝修史树立了典范。笔者由此得出结论：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或许可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认识。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

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为例的探讨

20世纪40至60年代,有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港台留学美国,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返回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定居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学家.二战后他们逐渐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大陆,其中又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三位影响最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历史理论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理念、新视野;他们运用的心态史学、口述史学等方法,促进了大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他们亦历史亦演义、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推动了大陆通俗史学的发展.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毛泽东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正> 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的史学理论,不仅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发展史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也是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本文的重点是分析毛泽东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一) 毛泽东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总结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从而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五四”时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变革,这就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李大钊是头等     

马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

马马肃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纂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萨尔普遍史”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艾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