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引论：“农商社会”之概念和南宋经济之地位近十余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南宋史研究的急剧升温,重新认识宋代、特别是南宋一朝的利弊得失并重估其历史地位,已成史界热点之一。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政治构想及其时代意义--以《大学衍义》为中心解读

南宋理宗朝,理学成为官学,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肩负着道德理想的传承使命,南宋后期的理学家不断完善着诠释天理、建构秩序的政治蓝图。在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大学》逐渐成为南宋理学家阐释政治构想与价值取向的承载文本,《大学衍义》的完成将这一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峰。通过对大学之道的义理诠释,真德秀将理学家的治国方略以政治伦理的形式予以固定,为积弊重重的现实政治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理学思想的政治化创造了极富时代意义的经典范式。     

江湖形迹庙堂心——论刘过的爱国诗

<正> 嫠妇不恤纬而悲周,漆室倚柱啸以伤鲁,“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抒怀》),中华民族这一美好的道德传统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外族入侵,危及社稷,或是朝政纷扰,国事日非的关头,一些身不着青紫、头不冠簪缨的草茅布衣,往往率先表现出强烈的忧国之情,以他们对于祖国的拳拳之心,谱写出爱国主义的颂歌,使得某些位列朝班的达官贵人相形见绌。南宋中朝的刘过就是这样一位爱国诗人。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也谈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台湾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商榷

近读台湾《大陆杂志》第七十一卷第二期上刊出的刘子健先生的文章《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刘先生的文章乃是为黄宽重博士《南宋史研究集》一书所作的《序》。黄博士的著作惜未见之,现仅就刘先生的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南宋一代,给人的印象,正如刘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说,是失地乞和,君主庸弱,官僚腐败,终于亡国。这与建立了赫赫武功的汉唐盛世固不能相比,即使比之北宋,也是暗淡得多。总之,南宋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论宋孝宗对高宗朝政风之反正

宋孝宗之有作为堪称南宋诸帝之首,他即位后为彻底扭转高宗时期对金屈辱的投降路线及文弱苟安的政治风尚,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拨乱反正、重整朝纲的改作,使孝宗朝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的"新气象"。此种"新气象"对于重振南宋士气和政风、重塑宋金关系及造就孝宗朝"乾淳之治"的局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驱散台湾历史研究的迷雾

《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一书是张崇根同志三十年来勤奋攻读、苦心求索的成果。该书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它在关于台湾地方史实的考证与论述以及有关台湾的几种古籍的考订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驱散了长期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迷雾,很值得一评。 一、关于台湾的历史,作者着重研究了台湾历史上与大陆祖国的关系问题。在《怎样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三国孙吴经营台湾考》、《台湾古称“流求”探源》、《毗舍邪——宋代台湾之别称》、《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置说》及《也谈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的年份问题》等论文中,作者根据国     

南宋宰相留正的家世与生平——留正研究之一

前言南宋政治史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过去,人们对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多集中在高宗、孝宗两朝、宋金和战以及南宋后期宋元战争方面。而光宗一朝,因时间较短,常为人们所忽视,故对其研究比较少,对该朝宰相留正的研究更是如此。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李攸《宋朝事实》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

南宋史家李攸编撰的《宋朝事实》,是以记载宋代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部史书.但因作者生平事迹和《宋朝事实》的编撰过程不详,以致后人对于其书名、撰人和卷数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书名分别有《本朝事实》、《皇朝事实》、《国朝事实》、《宋朝事实》;其撰人分别有李攸、李伋、沈攸、沈收;其卷数分别有六十、三十、三十五、二十.《宋朝事实》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补充《宋史》等史籍纪事缺漏,二是订正《宋史》诸书记载舛误,三是对《宋史》诸书存疑考异,四是为宋、明人编撰类书征引取材.故历来为研治宋史的学者所重视.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西厢记诸宫调》究竟创作于何时

《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及其创作年代 ,元代以降 ,学术界多以为金章宗时人董解元作于金章宗朝。其实 ,无论是从作品本身所反映出的宗教思想、民情风俗、名物制度、民族称谓等而言 ,还是就作品孕育、产生、流传的故事地域氛围与土壤基础等而言 ,都说明作者不为金人而为南宋人 ,作品不作于金章宗朝而作于宋孝宗一朝     

梁红玉籍贯考

梁红玉,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她的名字和光辉业绩早已被载入史册,但其籍贯却不详。南宋人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一书曾记载:“韩王之夫人,京口娟也。”韩蕲王即韩世忠,京口即今江苏省镇江市。然而这句话并不能说明梁红玉的籍贯所在。后来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在记述梁红玉史迹的时候,对她的籍贯出身只字不提。直至当代,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书籍对梁红玉的记述都沿袭了上述两书的说法。如蔡东藩所著的《宋史演义》、臧励龢等编著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夏征农等     

为《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一辩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其中把汉魏迄于盛唐之诗喻为临济宗,是最上乘的诗,而把盛唐以后之诗喻为曹洞宗,是次一等的诗。这个比喻在后世不断遭到攻讦,认为严羽根本不懂禅学而胡乱设喻。因为临济宗和曹洞宗均出自南宗禅,后世认为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但通过考察南禅各宗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自从南宋以来临济宗确乎是禅家各宗中最为兴盛的一宗,甚至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连禅门弟子也公认的不争的事实。严羽的临济、曹洞之喻,是援自他当时所看到的禅门实际状况,而后世对他的攻讦,反倒是不明禅宗发展历史情况的错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