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朝交涉案件审理研究(1840-1895)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的审理既有对清代前中期的继承,又有新变化。其继承体现为光绪八年前中朝双方在涉及交涉案件以及宗属权限划分问题时,仍沿袭清代中前期做法,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名义上享有最高审判权,实际上却将不少权力让渡给朝鲜。其变化体现为光绪八年后中方为强化宗主权,不仅强化了交涉案件的审理权,而且还强调了宗主国对属国的司法管理权。它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在具体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了宗主国享有更多权利,属国权力非常有限现象。这一变化伴随着中朝宗属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该关系彻底瓦解,从而使这一司法运作模式被近代国家间的司法运作模式取代。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内窥东亚文明的一角——读《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

从文明的角度理解、阐释人类历史,已在史学界获得广泛的共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以其文化积淀为基础,形成了自构体系的区域文化圈.任何一位历史学或文化学研究者,都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多数学者称其为"远东文明"或"东亚文明".     

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

从晚清至抗战结束前,上海一直是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的重镇.甲午战前的日系报刊,出版时间既短,发行数量又少,且局限于日侨社会中,影响力有限;甲午战后,上海日系报刊开始突破性发展,且大多支持中国进行维新改良;但在1903年以后,由于受日本对华基本国策的影响,日系报刊对中国的革命思潮大加批判,逐渐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进入民国时期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