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湘西事变”

<正> 1949年春爆发的“湘西事变”,是解放前夕我国民族地区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乱。它不仅波及湘西各县,而且震动省内外,影响很大,是值得认真分析研究的一个历史事件。本文就这次事变发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影响做些初步探讨。有人认为,湘西事变是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派系斗争、争权夺利引起的。其实,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方面。从近代湘西社会的特点看,这次事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湘西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和国     

侗族“卜拉”文化试析

<正> 卜拉概述卜拉,是侗语“bux ladx”(侗文,下同)的音译,意为“父与子”,在翻译成汉语时人们习惯称为“房族”。和卜拉有关的风俗习惯,人称“卜拉”文化。卜拉的称谓,各地又有所不同。莫虚光、陈维刚、陈衣在《桂北侗族的社会民俗》中说,三江称之为“jaix nungx”(结浓),意为“兄弟”;龙胜又有称之为“goux naeml”(苟腩)的,意为“乌米饭”。按当地习俗,新娘回娘家时,夫家要随送一担糯米蒸饭(喜     

“历史的奢侈品”试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用大量篇幅谈到了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序列。他在谈到因母权制的颠覆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之前,曾经提到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这两种并不普遍通行的婚姻形式,并且很风趣地称之为“历史的奢侈品”。但恩格斯对于这一“历史的修奢品”没有来得及详加论述,认为有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拟就中国西南地区的藏族、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所提供的民族学材料,对这一问题试着作些剖析。     

当代“刀耕火种”试析

“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祖先们留下的一份文化遗产。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原因,直到当代,在我国西南边远山区的一些兄弟民族依然保留着刀耕火种,其中云南滇西北和滇西南的边疆山区,就是迄今保存这种原始耕作传统的最后王国之一。很粗略地估计,全省约有十余个山地民族(包括部分汉族)不少于一百多万人还不同程度地依赖     

“吐蕃三律”试析

“吐蕃三律”系指选自《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P·T·1073号和 P·T·1075号三份重要的吐蕃时期的律例文献.其名称分别是:《狩猎伤人赔偿律》(简称《狩猎法》)、《盗窃追赔律》和《纵犬伤人赔偿律》。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资料佚失,加之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对藏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吐蕃三律的发现,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湘桂边界苗族“卡子”试析

<正> “卡子”是湘桂边界苗族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现象。“卡子”由“设卡”与“回卡”。两部分组成。设卡其实就是出题,即用几句合撤押韵的“条理话”出难题向对方进行诘难和逗趣。“回卡”则是对设卡的回答,同样要用条理话,以显示自己的应对能力与机智。卡子能启迪智力、陶冶情操,丰富生活,深受当地苗民的喜爱,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内容。一、“卡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湘桂交界的城步五团乡和龙胜马堤乡苗族群众不论男女还是老少,不分陌生还是熟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喜庆和节日或赶墟集会的场合里,随时都可设卡斗智,以活跃气氛,增进友谊。例如:外乡人来寻亲访友,摸不着门径,有人便设卡说:“两扇大门齐打开,门前砌起好花台,大门头上四     

试析“贡貂与赏乌林”制度

自天命元年(1616年)起,努尔哈赤开始派兵征讨赫哲人,直至顺治元年(1644年)才最后征服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赫哲人,历时几近半个世纪。自后金时代起,清朝统治者为了征服和治理赫哲人,采取了武力征讨和怀柔羁縻的两手政策。由于赫哲地区远离清朝统治中心,加之赫哲人普遍以渔猎为生,民性强悍,不易管理,因而自顺治以后,     

试析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真一”论

试析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真一”论罗万寿伊斯兰哲学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穆斯林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脱胎于伊斯兰教教义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世界观体系一在伊斯兰教历史上，阿拔斯王朝（７５０～１２５８）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第...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汉晋以来“长沙蛮”的族属试析

今湖南中部湘、资流域,汉代为长沙国,后汉置长沙郡。从西晋末年起,在湘中、湘南及桂北、粤北边缘地区置湘州,辖长沙、衡阳、零陵、桂阳等郡。对于汉、晋以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古代民族,旧史称为“长沙蛮”或“湘州蛮”。一《汉书·两粤传》载:南越“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师古曰:“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故汉末王莽改长沙国为“填蛮”。东汉后期,“长沙蛮”的记载多见于《后汉书·桓帝记》:     

西汉前期“和辑百越”政策试析

<正>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落后于汉族地区,如何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越人实行了“和辑百越”的政策。一、“和辑百越”政策的具体内容古越人主要分布在长江和汉水以南的广大地区。早在商周时期,这里的越人部落就已与中原王朝发生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西汉建立后,为了处理好和周边少数民族的     

试析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原因

1723年（雍正元年）6月,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趁帝位交替,坐镇西宁的皇十四子允赴京奔丧之机,胁迫诸部"叛乱"。这次"叛乱"为时不过八个月,即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所平定。事后不久,年羹尧遵旨筹划善后,提出了治理南海和硕特蒙古势力所及地区的一系列措施,将青海地区正式划归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对于这次"叛乱",史学界曾有人认为是由于清朝没有满足罗卜藏丹津总长青藏诸部的权力欲,因而导致叛乱①。本文从分析贴熙末年西北局势和青海蒙古的战略地位出发,来探求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真正原因和清朝方面的青海政策。对于罗卜藏丹律事…     

试析“外来因素”对赫哲社会的影响

每个民族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赫哲族亦不例外,至于外来因素对赫哲社会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仅从外来因素流入的时间,表现形式及其特点等几方面详细说明之。 1 顾名思义,所谓“外来因素”,就是指非赫哲人本身所固有的那些东西,上至生产用具,生活用品,下至精神生活等均包括在内。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说明,即外来因素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进入赫哲社会的?依笔者之见,外来因素进入赫哲社会,从时间上划分,大体应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赫哲先人自古以来就与中原王     

试析学校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失范”及对策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学校档案管理过程当中,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发展趋势,档案管理工作在当今仍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笔者根据当前学校档案管理信息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学校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试析学校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失范”及对策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学校档案管理过程当中,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发展趋势,档案管理工作在当今仍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笔者根据当前学校档案管理信息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学校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试析苗族“鼓社”文化的结构及功能

<正> “鼓社祭”俗称“吃牯脏”,是黔东南苗族社会的一种祭祖大典,内容是:杀公水牛击鼓祭祖。这种杀牛祭祖的习俗在苗族社会中普遍盛行,湘西苗族称为“椎牛祭”,贵阳高坡苗族则称为“敲巴朗”。它是苗族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苗族社会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苗族“鼓社”文化源远流长苗族“鼓社祭”产生的时间早,流传时间长。关于它的起源以源于兄妹结婚的始祖传说较有代表性。传说:古时候,老妈妈生下十二个蛋,孵出十二个兄妹,洪水淹没后,只剩下哥哥“姑昂”和妹妹“卖”。     

试析毛南族“名从幼称”的文化功能

毛南族的“名从幼称”系统与同属汉藏语系的其它民族的“亲从子称”和“亲从孩称”有诸多不同.该系统的基准是“最幼儿”而不一定是“子”或“孩”,即非但中老年可采用“从幼称”,而且青少年也遵循“从幼称”的原则.传统上要求毛南人必须一生中多次改名,以适应这个称谓系统.故该文化特性的功能是确保毛南族群的再生产.     

试析《高老庄》“文化恋家”情结的复调叙述

《高老庄》独特的艺术魅力来源于其对中国乡土知识分子"文化恋家"情结的复调叙述无法跨越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最终导致中国乡土知识分子"文化恋家"心态的必然终结。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试析我国“非遗法”对兵团非遗保护的指导意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由军旅人员、转业军人、五湖四海支边、志愿者等组建成的屯垦戍边、亦军亦农、永不换防的准军事化组织。兵团的非遗中有继承古屯垦英烈传说的项目,而更多是新中国以来富有军垦特色的非遗代表作。但因第一代老军垦多为古稀以上、耄耋之年的现实情况,对非遗项目的保护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亟需国家法律法规的宏观指导与引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和实施,填补了中国非遗保护领域的立法空缺,对兵团非遗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