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傅雷翻译思想的艺术内涵

傅雷是中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傅雷的主要翻译理论深受艺术的影响。“重神似不重形似”理论无论是命名还是实质都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以艺术修养为根本”理论直接论述了翻译与艺术的紧密关系，傅雷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艺术人格对其翻译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理论与艺术的行云流水、绘画的用笔丰富和色彩变化一一对应，把翻译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论艺术技巧

在各个艺术部类中,无论是再现性艺术、表现性艺术,叙事类文学、抒情类文学,它们在取得物化的形态以前,都有个从现实美转化为艺术美,从主观感受转化为客观信息的过程,这也就是从生活体验、审美构思到艺术传达的过程。艺术传达的关键则是艺术技巧。艺术技巧是作家、艺术家把生活的本质真实和诗意的思想通过完美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能力或才能。它直接关系到作家、艺术家能否创作出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高度统一的作品来。     

文学翻译之我见

文学翻译的意义在于文化和艺术的传播,因此文学翻译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应注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和艺术内涵.文学翻译者在熟练驾驭两国文字的同时,必须具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等有深厚的了解,才能掌握好再创造这个灵魂,把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发展困境探析

文学翻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全球化的文学时代就是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愈来愈加重要。然而,当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面临着许多困境,诸如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的差别以及文学翻译原则等,不利于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坛。     

论文学作品翻译的风格再现

许多译者常常认为翻译只是再现“语义”，但文学翻译过程作为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只体现“语义”是不够完美的。风格的再现问题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译者必须把它考虑在内。本文试图从英语文体学、修辞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作品翻译风格的特征及风格再现问题。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英语电影片名翻译比较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外国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被大量地引进到我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电影翻译也成为“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钱绍昌)。电影作为一种影像艺术,有别于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它无法像书籍、报纸一样陈列在案,让观众先睹为快,首先吸引观众的是其片名。因此片名的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简析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

中国应向外国学习,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纲领性文献《论十大关系》中,他又一再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问题,说:“我们堤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到了毛泽东晚年,尽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左”的方针占了主导地位,但他仍没有放弃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在1971年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毛泽东还讲到,“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     

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辩证统一

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决定了其翻译文本必须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文学翻译的艺术,是在各种要素之间取得平衡的艺术。成功的文学翻译,应该体现出“信”与“美”和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译者应首先读透原文,理解它所包含的深意,而后要不断揣摩如何用目标语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内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原文信息的准确传达,即“信”;二是注意原作者的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即“美”。要从准确度和可接受性来把握信息传递效果,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境、情感和风格。如果不能传达,则应转换信息的表达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美”兼备。     

翻译家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推介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英译方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小说翻译方面,葛浩文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但是,仅仅把葛浩文看成一个翻译家是不够的。他首先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和推介者。葛浩文至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他的研究先于他的翻译,服务于他的翻译,是其文学翻译的基础。在笔者看来,翻译对葛浩文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一种文字到另外一种文字的转换,更是一种使命,是将中国文学译介到英语世界这一宏大而重要的文化使命。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论丰子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丰子恺一生翻译了30多部艺术理论和文学方面的著作,涉及日、英、俄等语种,为中国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概述丰子恺翻译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其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译文自然流畅,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翻译观,充分彰显作为漫画家、散文家以外的丰子恺在外国艺术理论和文学译介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     

浅议商标品牌翻译的几种方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西方贸易交流的不断加强，许多国外的产品涌入中国市场。同时，国内产品也逐步打入国际市场。外文被广泛应用于这一领域。产品名称的翻译愈来愈受到重视。本文旨在探讨如何运用翻译技巧把异国文化、语言习俗更好地融合到商标翻译当中去，达到一种和谐的完美，使商标更乐于被接受，成为商家形象的展示。     

翻译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翻译文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它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学术任务。不过,在书写翻译文学史中,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翻译文学的历史依据何在,艺术属性是什么,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确定等。翻译文学史的再写与重写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任务,它呼唤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从李白《静夜思》英译诗看翻译中“真”与“美”的统一

翻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是科学必然有规律可循;是艺术则贵在探索创造.“科学包含客观真理,不受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①,而“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之创造”②.笔者认为:既然科学研究的是“真”.那么艺术研究的则是“美”.“真”与“美”是翻译中的“精髓”.正如鲁迅说得“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③.鲁迅的“力求其易解”和“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实际上指的就是“真”与“美”的完美结合.     

民族化、现代化——中国现代文艺史的一瞥

民族化与现代化,作为一对理论口号在文学界提出并被接受,这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但作为实际的艺术运动方向,却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及艺术系统处开放的情况下,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艺术只有坚持民族化、现代化方向,才能既与世界文艺声息相通,又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才能真正获得勃勃生机,自立于当代世界艺术之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文章论述,学术界也有不少精辟之见,似乎可成定论。因此,在这里我不想再局限于抽象必要性的理论思辩,而是求诸“实证”,让“历史”来参与讨论。这就是从“两化”的视点去考察现代文学、艺术发展史,论证民族化现代化相提并举的现实必要性。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影像消费时代的文学生产

９０年代以来，人们的文化消费活动中，影像消费超过了文学消费，使文学生产出现过剩。影像艺术超越文学读物有其历史必然性，人们迷恋“影像”有其社会、历史和心理根源，影像艺术对小说的冲击是大势所趋，但并不意味着文学知识分子从此失去安身之所，他们的使命是必须把文化精神的血脉传递下去，克服消费社会把“精神”消耗掉的可能，努力为诗意日落的世界挽留住可资人们根本凭靠的价值皈依     

外国语的教育

一 近代的日本,开始是通过翻译学习外国的文章接触西方文化的。由于过去日本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是说不向西方学习,对世界上的变化充耳不闻,这对实现现代文明及追赶其他先进国家起了阻碍作用。这就使我们意识到完全有必要学习西方文化。因此,我们的祖先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和语言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的积极性。 幕府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出现了幕府末期的“洋学”。所谓“洋学”,就是查找翻译西方读物的一种机关。会外国语的官员们,看了新到的外国杂志和书籍,把它翻译过来并归纳出其中的要点。幕府的高级官员们则通过翻译过来的文章和读物去分析世界形势及学习外国的新鲜事物。实际上,在日本最初出现的近代报纸,即被人们称为“官方印度尼西亚报”的,就是把用印度语发行的荷兰报纸再翻译成日本语。特别是报刊杂志类,其本质上就是介绍海外的新闻。幕府末期的洋学堂,从明治维新后改成了“开成学校”。这样一来,这类学校就更力前进了一大步,成立了著名的东京大学。在东京大学,把日本的国学及近代的小说、翻译学溶为一体,担负着国家的重任,这就是这所学府的特征,学者们都持之以恒地从外国函购各种书籍。这些书籍寄到日本后,再把它翻译过来进行广泛的宣传。当时,在日本,被称为“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