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六镇后勤史论

袁世凯于1895年底奉命编练新军,很快建立起一支有七千人左右的“新建陆军”(后改名为武卫右军)。1899年袁在率所部到山东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又以山东巡抚名义,改编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在北方的军队,或消灭或没落,唯有袁世凯所部非但没有损失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成为清政府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1901年李鸿章死去,那拉氏认为只有袁世凯所部军队完整无缺,可以镇慑北方。于是又将袁世凯从山东调回直隶,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奉旨实授)。     

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之后,基于对强敌构衅侵权、时艰方殷的认识,怀着遵守约章、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以保全自有之权的想法,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押护洋人出境,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平静。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应该说是晚清中国社会救国保国的正确选择。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先后出任过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要职。1898年内调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同年9月戊戌政变后,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裕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帮办北洋军务。在此以后,正是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并经历天津保卫战的重要时期。关于裕禄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晚清政界及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他始终纵容支持义和团;二是认为他在大沽战前对义和团始终实行严厉镇压的政策;三是认为他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了“剿抚兼施——剿抚两难——主抚的过程,同西太后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前两种意见都未免偏颇,第三种意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浅谈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

庚子年前夕,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袁世凯带着他“所有武卫军右营”来到济南署理山东巡抚。他清楚知道他的“际遇蒸蒸日上”是以“国事日非”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来山东当巡抚,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公使康格根据山东传教士的报告,约同英、法、德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名要他来屠杀义和团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利益——也就是说保护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所以他到任不几天就把住在济南的美国传教士韩维廉、包牧师和陆义思,请到巡抚衙门,向他们表示态度说,已经派了大量官员和兵士分赴各处,认真保护教堂和传教士。为了讨好美国传教士,袁世凯还特别向他们表示:他是十分同情爱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对天主教(旧教)传教士依仗清廷所颁发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到处冒充官府欺压地方官吏非常不满,称赞基督     

义和团研究的铺路之作──评介《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先生积数年功力而成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就义和团的源流、实力、庚子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清政府内部各派对它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并对当前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掩卷之余，笔者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一、对毓贤、袁世凯与义和团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界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称的三大群众运动之一，其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又使其独具特色．在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各派人物如既贤、袁世凯等对它的态度如何，自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义和团…     

袁世凯与庚子年山东互保运动

世纪之交,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短短两年时间后,就一跃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除了与其对义和团的政策相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仿效"东南互保",在山东主持了地方官员同各国领事交涉,达成互相保护共识,并且在清政府与东南督抚间充当了关键的消息传递者,成为双方均倚恃的对象.最终,山东既能避免地方骚乱,又阻止了联军、尤其是德军的侵扰,成为北方难得的净土,袁世凯功不可没,而其本人也从中锻炼了政治才干,赢得了中外官员的信任,在政坛上渐露锋芒.     

毓贤与山东义和团

义和团兴盛之际,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当时,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他力主排外,自诩为义和团“魁首”,为中外瞩目,名噪一时。1899年3月至12月(光绪二十五年二月至十一月),毓贤在山东巡抚任内,正是山东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的高涨时期。据有关史籍记称,这时期他“护大刀会尤至”,“容纵”义和拳,因而“酿成巨祸”,“尤为各国所切齿”。因此,义和团失败后,毓贤遭到了严厉处罚。清王朝在1901年2月13日发布的“上谕”中宣称:“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     

日照教案及德军入侵内地的暴行

1898年发生的日照教案,以及德军入侵内地的种种暴行,在山东义和团发展的进程中有着重大的影响。1899年5月6日,因病已经辞缺的山东巡抚张汝梅报告说:“山东教案之繁,办理之难,尤以日照沂州为甚。德人动辄胁之以兵”,使我“海疆重地,后患靡穷”。它进一步激起了山东官民的愤怒情绪。从此以后,山东人民反对洋人洋教侵略压迫的斗争,愈益深入发展了。     

平原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与路遥、周锡瑞教授商榷

对平原事件伪起因、知县蒋楷的撤职、平原战役以及对该事件的评价等方面,史学界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现象.事实证明,平原事件不是教民压迫平民引起的;蒋楷被撤职,是他违背了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主抚政策而一味主剿的结果;义和团的平原战役不是“大捷”而是“大败”;从义和团的领袖人物、理论纲领、组织纪律和预期结果看,平原事件不是义和团“最后成熟”的标志.     

关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它反帝主要表现为“灭洋仇教”;爱国主要表现为“保大清国”。对于义和团的反帝,虽有反帝方法上的争论,但论者都承认义和团是反帝的,而在爱国上却有反封建和不反封建之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义和团“灭洋仇教”表现了它的反帝革命性;而“保大清国”却说明它是不反封建的。现就后者谈些粗浅的看法。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这一说法不容怀疑

一、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不由自主”的在让位前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赞誉之词是比较多的，让位给袁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就打电报给袁世凯．明确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于大白于将来”①。在1912年1月15日回复议和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孙中山宣布：如果清帝实现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袁世凯的态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孙中山一再要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表示，对“革命”的发展…     

论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

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威诰大,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重要特点。     

地域文化研究的现代经验--以山东近现代文化研究为例

论文第一次对山东近现代文化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首先分析了山东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山东、山东义和团等热点问题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而分别考察了历史、人物、文学、民俗、艺术、教育、民间宗教等专题研究的得与失,最后提出山东近现代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存在“旱涝不均”和伪史料等严重问题。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是谁害了袁世凯

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准？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做“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李岫周村是山东历史上名闻遐迩的商业重镇，向有“旱码头”、“金周村”之称。１９０４年，清政府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的奏请，批准将周村与济南、潍县一起，主动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创...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斗争。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将与洋人、洋物有联系的中国人“分为十等,谓之十毛”,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斗争。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将与洋人、洋物有联系的中国人“分为十等,谓之十毛”,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使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的“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     

义和团运动在辽西

二十世纪初,席卷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初起于山东,是由民间的秘密结社义和拳发展而来的,一九○○年春进入京、津地区,旋即由陆路的海路传入靠近鲁、冀的锦州、朝阳、营口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到整个奉省和东北地区,形成燎原之势。辽西义和团作为东北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它地区的义和团勇士们遥相呼应,用大刀、长矛与满腔怒火,同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