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观念的发展及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客观必然性

孝的观念在中国社会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道德标准。它同人类社会的其它道德一样,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孝道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孝”,我们应该对传统孝道进行批判的继承,使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种高尚的道德观念。孝的观念在当今社会有其合法存在的理由,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孝道,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更应重视孝道的培养,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从而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近代非孝论争再审视

近代非孝运动对传统孝道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尤为激烈。五四之后三十年间,现代儒者回应挑战,对孝道进行重新解释。总体上看,双方一反一正在解决共同的问题:孝道如何应对时代,应对现代化的要求。非孝论者批判传统孝道移孝作忠成为专制社会的制度基础,现代儒者则努力强调孝道作为亲子伦理的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强调子对亲的单向义务伤害乃至牺牲了子的权利,现代儒者认为整体上儒家伦理关注关系双方的规范,同时强调单向纯义务作为个体自主选择的崇高道德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束缚个性发展,现代儒者则努力挖掘孝作为人之天性、本性所具有的个性完善的意义。双方的论争为当代讨论孝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个人德性之孝的重要作用可由家庭推扩向国家、社会;孝的义务一定要建构在情感基础上;孝可起到实现人生终极价值和不朽意义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孝”的当代内涵及其保障机制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孝”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孝”具有以下特点：强调长幼尊卑等级秩序;重视形式;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新时代,“孝”出现了新的内涵和特点：父母和子女之间地位平等,人格独立;更讲情感基础,权威性孝道式微,相互性孝道普遍,更重实质,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强制性比古代弱。应完善与“孝”的当代内涵相适应的保障机制,在法律保障方面,重点完善鼓励、引导性措施,包括住房优惠、税收优惠、单位便利等;在道德宣传方面,应整体、系统地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并加快形成当代新型孝文化体系。     

传统“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

"孝"的内涵包括养亲、敬亲、尊亲和崇祀先辈.现代社会仍然需要调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孝的伦理模型,即父母与子女并行责任的模型.     

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

孝是在子女对父母依恋和爱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道德意识。它不仅加强了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这种自然情感,而且还强调子女赡养父母和实现父母的志愿的义务。这种对赡养和承志的强调使人类超越于动物对父母的本能性依恋,奠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在自然状态中,"子女对自己的子女之爱"常常大于"子女对父母之爱",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人为"平衡"自然",使人类超越于动物之上。不仅如此,孝还通过祭祀祖先、养育子孙和"三不朽",完成了个人对生死的超越。通过这些举措,个人的生命被深远地植根于过去,并通向未来,使个人通过基因的延续和对人类的贡献达到永生。可以说,孝架起了神和人、宗教与伦理之间的桥梁,达到了生与死的统一,完成了佛教的轮回和基督教的天堂的功能。它具有养生送死,且使人乐生安死的功能,这可以说就是儒家孝道的宗教性。     

“孝”的伦理审视

在传统社会,"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至善的美德。但是,如果将"孝"人为地强化、泛化,则必将使其失去本义而发生扭曲。传统孝道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石,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色彩。进入近代社会,进步思想家们把对孝道的批判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相结合,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实质。但是,作为"孝"的最初本义——尊老爱老,我们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它,而这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值得继续发扬光大的。     

论现代家庭的孝道"错位"现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孝"的思想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至今仍成为调适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然而在现代的许多家庭中,孝道出现了"错位"现象.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孝道的重新归位,并以法律形式给予孝道应有的地位,运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利用道德评价作用来规范社会的敬老道德行为,以待重振社会孝道,构建家庭新型伦理关系.     

试论孝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政府工程.孝文化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统治地位和民族溯源,运用孝文化的价值体系提升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吸收孝文化的尊老风尚,解决我国当前的养老问题,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借鉴孝文化的教化经验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

孝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礼崩乐坏后的西汉王朝,将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基础。随着佛教的传入,孝道思想逐渐深入民间,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底层社会的核心理念。宋元时期,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与儒家理念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而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现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五四"时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统国体基础的孝道进行了重新思考。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西夏孝观念研究--以《圣立义海》为中心

本文以《圣立义海》为中心,对西夏的孝观念进行了简略考察。研究发现:西夏人民赋予孝以崇高的地位和广博的含义,其核心是“孝顺父母”,但非常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爱”,落脚点在子女上,而中原之孝着眼点在父母。西夏之孝在伦理规范的系统化、条理化方面不如中原,但在对亲情的强调、人类原初情感的体现方面则有胜出之处。西夏人民有着善良、淳朴的美好亲情。     

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

孝悌是"仁"的根本和基础。北宋思想家张载对"孝悌"思想作了重要发展:首先,把天地当作父母,把所有的人和万物都当作兄弟和朋友;其次,把孝悌由一种品德提升为一种精神修养。张载对传统孝悌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需要从孝悌开始,同时需要具备感恩和移情能力。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孝文化对农村家庭道德建设的意义

孝道德观念依然是当前农村居民处理父子关系、婆媳关系、代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呈现出民主、平等的时代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孝道德文化的发展需要把握:第一,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以新的孝道德观念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第二,加强社会主义的家庭美德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明创建活动;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政策保障和法律监督。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二程对“孝悌其为仁之本”的解读及其伦理意义

在二程(程颢、程颐)看来,"仁"作为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体现在日常人伦中的、通过行动可以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孝悌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初始阶梯.行孝悌本身就是在行仁,就是在朝着"仁"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行孝悌,不仅使自己成为了"人",而且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释"为仁"为"行仁",不仅包含了人之为人的问题,而且要求人们落实行动,进行道德践履,实现言行一致,其伦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试论佤族的孝道文化

佤族孝道文化主要包括善事父母、尊敬老人、孝敬是＂礼＂、尊祖敬宗四个方面,在凝聚民族情感、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中国式养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之源。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先秦儒家仁孝关系再探

在孔子以前,“仁”与“孝”作为具体德目分别出现;在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体系中,“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在普遍道德性,而“孝”则是一种伦理层面上的特殊。先秦儒家对于仁孝关系的讨论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于普遍与特殊这一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很多学者着眼于儒家注重血缘宗法的特征,认为“仁”与“孝”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悖论,这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