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

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表现在制定了一套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律典章;选拔了一批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司法人才;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公审会廨;严惩贪官,初步显示了独立司法的威严.其未能有效实施的表现是行政干预司法,军阀干预司法.原因是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乏具有近代民主与法律意识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力量,缺乏近代司法人才.     

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建设总论

政府高层的提倡、社会商业意识的推广,使北洋政府时期国内的创业热潮较晚清有了新的发展,为公司制度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与社会土壤。《公司条例》等商事法规的制定,有助于公司制度的规范运作。作为北洋时期公司制主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结构要素包括发起人、董事与监察人、股东会、股份、股票、股息等多项专门制度。此外,无限、两合与股份两合等类公司亦均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与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形成了这一时期公司制度建设的丰富内涵。官商合办与中外合办是北洋时期两类特殊的公司建设方式,权力主体的异质性对公司企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公司制度得到发展,但合伙经营在不少行业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合伙股份的广泛存在和频繁交易,是低层次股份制运行的体现,是近代中国二元化股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洋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制度研究

董事会是股份公司的最高决策层,既对股东会负责,又受监察人质询、审查。董事会在公司上层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于公司中枢权力的运作模式,主要有董事会主导型、董事与经理联合主导型,也有董事会从属于经理型。北洋时期的股份公司普遍对董事当选的股份资格进行限定,体现了“大股东当政”的原则,即谋求股权与“治权”的相对平衡。不过,随着个人投资领域的扩大,形成了庞大的大股东阶层,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董事交叉网络,一人身兼多家公司董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事实上难以充分或直接履行董事之“治权”。也就是说,不少公司的董事只是大股东在公司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已。     

北洋政府时期股份公司的股票制度综论

北洋时期的股份公司股票在单张定额方面大致可分为一股、五股、十股、五十股、一百股等几种,也有的公司股票没有定额。绝大多数公司声明“股票概用记名式”,公司执行的是“人”、“票”并认的管理策略,对股票的转让具有较多限制。与“记名股”相对应,也有一些公司设置了“无记名股”。北洋时期股份公司虽然对股票有种种限制,但并未阻挡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和特殊商品的社会流通。股票流通的主要形式包括抵押与交易。不过总体而言,华商股票交易并未成为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主体。     

北洋政府时期边疆省区的司法改革及特殊政策论析

在北洋政府时期,先是袁世凯推行封建专制的复古政策,随后国家分裂、军阀割据,边疆地区以组建现代法院制度核心的司法改革几乎鲜有进展.稍足以称道的是,在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特别区域实行了一定现代性的审判处制度,在土流同治(旗县)并存地区则推行流官兼理司法制度,为后来筹设正式法院和改土归流作了一定的准备.北洋政府基于适应边疆地区的实际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之考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司法依据和法律适用、司法体制和法律组织,以及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些特殊政策.但历史局限性非常明显,可谓守成有余、开创性不足.     

北洋政府时期文化发展原因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文化全面解构的时期。这个时期,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内乱不已,政局变动频仍。与这种政治背景相对应的,是该时期思想文化的活跃与发展。这是继中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繁荣、百家争鸣局面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型时期。这是有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成因的。一、权威失落之后的迷惘与振作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对于社会、人心具有重大的整合作用。人们遵从权威、服从权威,形成了思维定势以致思想趋同,缺乏创新与求异思维。…     

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伦理思想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伦理思想较之于晚清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报馆记者和新闻学者自觉地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论证记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使新闻伦理有了更为切实的指导性和说服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有闻必录观念的流毒,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入;在记者道德修养中,特别强调大丈夫精神,鼓励新闻工作者勇于维护社会正义,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在社会责任上,更加强调记者要承担史家实录的职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性和立场性为核心的新闻伦理观。这些新闻伦理思想在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与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逐步明确;党管干部原则的初步确立;提拔选用新干部的迫切需求。通过对其演变过程的深入探析,得出两点启示: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要始终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要始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北洋政府时期的金融立法与金融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伴随着中国民族金融业的发展,一系列涉及货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的法规相应出台,共同构成该时期颇具特色的金融立法体系,掀起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金融立法高潮.但受政治与财政原因所限,该时期的金融立法仍存在某些不足,从而导致金融发展受阻.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

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都是交由普通教育机构或相关治边部门统一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以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司的创设为标志并随着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而被国民政府逐渐重视并加以完善起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国民政府行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育科股或专人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校各项事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监督机构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工作的主要部门。     

战后初期港英政府租务管制政策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人口急剧增长,引发了巨大的生存居住压力,屋荒问题空前严重,居住难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港英政府干预及介入房屋市场,制订实施租务管制条例,管制所有战前楼宇的租值,积极处理租务纠纷,有效遏制了屋荒进一步恶化及私人房屋租金的高涨,规范了房屋市场,大量移民暂得安居,确保战后社会的稳定、转型及吸聚人才。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构建已初见端倪,该体系主要以苏区为宣传场域,以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士兵等为宣传对象,以书籍、报刊为宣传载体,通过开展多层次教育、文艺宣传,并配以相应的宣传原则和宣传策略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共产主义的目标理想等内容的宣传。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体系构建的成功实践对于推动当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及宣传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政府权威与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权威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们生存需求的多样化,都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对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传统的政府权威形成挑战。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强化政府权威,需要完善制度法规,限定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增强社会凝聚力。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

根据<司法公报>和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法官薪酬菲薄的现象,认为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是基层司法官员总体素质较低和审判独立成为具文,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政治体制导致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备.     

浅议商业银行基层机构会计主管委派制

本文就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实行会计主管委派制的主要内容、推行程序试作初探。     

先秦时期儒家的治国行政哲学思想探究

我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一系列治国安邦之道,蕴涵着深邃的中国模式管理哲学思想。其中最具影响的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核心,对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辩证地分析和反思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行政哲学思想,阐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行政哲学的内涵及其对构建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借鉴意义。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中,一方面,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汲取我国传统行政哲学思想的精华,以丰富和发展当代行政哲学;另一方面,必须扬弃中国传统行政哲学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成分,即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管理哲学理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审判管理研究

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审判管理的内容入手,对审判管理的形式、基本原则、目的和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其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性,最后阐述了对我国法院正在进行审判管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