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看瞿秋白早期散文理念的独特性和文体的独创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杂文家的瞿秋白评价甚高,而对散文家的瞿秋白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文体有不同看法,对这两部作品反映出的散文理念的价值认识不足。肯定瞿秋白早期散文理念的先进性、独特性和大散文文体的独创性,对于确立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想象的异邦"与本土现代性诉求——《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叙事论析

瞿秋白苏俄行旅依时间之维的叙述展开,形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表层叙述结构;此间包含作者心理之维的叙述展开,即:瞿氏精神漂泊-探寻的心灵历程.<饿><赤>两著是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叙述个例,交汇着启蒙思想与革命意识,前者向后者微妙渐变呈显瞿氏由启蒙走向革命的精神过渡,也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由"启蒙现代性"认同向"革命现代性"认同转化的历史细节.     

中国报告文学的最早名篇——读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满腔的热血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浇铸了一座丰碑;同时,他又是我国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开创者,他的两部报告文学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当时新文学园地的一丛奇葩,至今还飘溢着诱人的芳香。     

春来第一燕——论《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

一《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瞿秋白同志于1920年至1923年往苏联访问期间写的两部游记①。这是他从事文学活动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枚硕果,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比较全面地报导了苏联情况的文学作品。在作品里,秋白同志以优美清新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人类第一新国的无此壮丽的画面,并以他不可遏止的热情,放声讴歌了这世界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热烈地欢呼新世纪新时代的     

瞿秋白的编辑活动

在瞿秋白的政治、文化活动中,编辑工作占了很大一个部分。他主编和编辑的《新青年》、《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等报刊杂志,都致力于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走向编辑的第一步——《新社会》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他由消极的“厌世”思想转而投入     

从贵族到小卒:古典文艺趣味的现代觅渡——瞿秋白文艺思想发展史考述之一

瞿秋白的审美趣味和批评基准与其思想变迁曲折紧密相连。作为古典文艺趣味纯正的文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始终夹杂着中国古典的文艺趣味,但他最终仍选择朝向现代文艺思想进行艰难调适,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早期的文学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从贵族到小卒,瞿秋白试图着力完成古典文艺趣味的现代觅渡,其文艺思想历史轨迹对考察中国现代文艺的转折无疑具有重大发掘和体察价值。     

革命影像与革命话语——重读《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

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真实记录了苏俄革命最初岁月的原生样态，也展示了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作者在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将苏俄革命中的革命性话语传达给了中国读者，从而奠定了革命文学话语系统的基础。     

俄罗斯文化视角下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俄罗斯文化思想影响下完成的,蕴涵着多余人心态和忏悔意识等异质文化特征。但是,瞿秋白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导致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误读。只有深刻揭示出这种异质文化特征与单一政治视角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多余的话》及其文学思想。     

从《青春》看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

李大钊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最早最积极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史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笔者认为,李大钊1916年春写的《青春》一文,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探讨一下《青春》一文中的思想,对于研究和解决李大钊何时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问题或有裨益。     

愤怒的声讨 战斗的呼唤——瞿秋白和他的《一种云》

《一种云》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发表于当时的《北斗》月刊上。现收于《瞿秋白文集》第二卷的《乱弹》中。《乱弹》是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三二年夏,瞿秋白因病在上海休养时,同鲁迅一起领导“左联”,在文化战线上和敌人战斗的产品。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现代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出生于江苏常州没落的书香之家。一九二○年,参加了李大钊所领导     

试析瞿秋白的国情观──读《瞿秋白论文集》

本文根据瞿秋白生前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的核心内容─—刘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国情的分析进行论述，介绍了瞿秋白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与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以及对形形色色的错误国情观的批判，探讨了瞿秋白科学的国情观。文章指出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特殊国情，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作出了贡献。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瞿秋白对新文学的贡献

在中国新文学的浩瀚星空中,瞿秋白和鲁迅、郭沫若的名字是三颗最光辉的巨星.虽然瞿秋白同志毕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方面,但由于他对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衷心热爱和富有才华,使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利用百忙之余和患病期间,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建立了极其辉煌的功勋.洋洋二百余万言四集八卷的《瞿秋白文集》就是这一光辉业绩的历史见证.除《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著名的散文之外,     

《“友邦惊诧”论》与《一种云》之比较

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鲁迅与瞿秋白都是杰出的杂文作家,他们的杂文,是两块可以互相媲美的文艺瑰宝,值得进行一番比较。 《“友邦惊诧”论》是鲁迅杂文代表作之一,《一种云》则是瞿秋白杂文的代表作,两篇杂文在解放后都曾先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篇。本文便试图通过这两篇杂文的比较说明鲁迅杂文与瞿秋白杂文的异同。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呐喊》《彷徨》心理描写的特点

心理描写是作家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主题思想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创作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就十分重视这一艺术手段的运用,此后,他又从多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新的探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应该说,《呐喊》《彷徨》的杰出成就及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性意义,是同他成功地使用心理描写艺术密不可分的。     

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散文

在最早创作中国现代散文的作家中,瞿秋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灾的。早在1920年3月至8月,他就在《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心的声音》的一组散文。1922年和1924年,他又先后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无论是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扩展,还是形式的发展,手法的创新,语言的提炼,他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艰苦的耕耘,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     

《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

比兴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两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它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高峰期,在这时期,比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它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巫术的、功利的转化为抒情的、审美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从《湖边》到《柳林前传》

周健明创作《湖边》与《柳林前传》，前后相隔十五年。从这两部长篇小说，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同一种事物的两种鲜明对立的态度。从这种自我矛盾的表面现象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勇敢地跨出的三大步。这体现了至今为止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小说创作视角地变化，正反映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作者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也正是作者坚持走文学创作现实主义道路的具体体现，是作家从思想到艺术的一个跃进。     

同中存异 风姿独具——读《左传》随笔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演进历程中,作为发展高峰的戏剧、小说,与先秦的史传文学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经过历代文学家的不断探索,成就尤为卓著的当推人物塑造的逐渐成熟和日臻完美,这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但是追根溯源,对于人物个性化的追求,从先秦的历史著作《左传》中已初见端倪。作为创造鲜明人物形象的开启,这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