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对于拒绝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审查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通常体现在对于一个知识产权所有者拒绝许可竞争者使用行为的认定.美国和欧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探讨,研究欧美最新的观点与判例,对于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美国与欧盟对于知识产权许可上的分歧态度,源于其不同的政策目标.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采用接近欧盟的做法可能更为适合.对于拒绝许可是否构成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可以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原则进行审查,而不再需要额外的反垄断审查.但是,当知识产权人试图利用排他权将垄断地位扩展到一个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产品以外的市场时,应当允许参照"必要设施"理论进行反垄断审查,因为这已经超越了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范围.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各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兼谈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启示

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脉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即不断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反垄断立法的总则中,而且在反垄断行为的认定中,损害消费者利益也是重要的构成要件.反垄断法始终贯穿着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中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和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中国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连接纽带抑或依附工具：转型时期中国行业协会研究文献评述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在目前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主流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对社团干预的放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协会的影响,法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协会的控制与合作。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依附理论的视角,没有得到中国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依附理论的视角关注在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之下权力的实际运作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认为除了国家对社团的控制之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影响了企业家的行为和他们的集体行动意愿。由于国家权力的保留和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和行业协会形成了对政府的依附关系,而行业协会仍然镶嵌于国家机构内部,成为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不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连接纽带。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涉及到国家、市场和企业多方的互动关系和复杂的制度环境,依附理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行业协会的角色,提供了个体研究的途径和原有研究中未被重视的其他解释变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构建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反垄断法不确定性的意义追寻——从分析实证主义解读走向社会功利主义解读

当前对某些大型企业开出的“天价罚单”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代名词,其并不能反映中国反垄断法的真正实施状况.中国六年来的反垄断法律实践表明,反垄断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从分析实证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反垄断立法无法限定反垄断案件的司法适用所导致的,但这种分析路径忽略并遮蔽了垄断行为的复杂性.事实上,是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导致无法通过立法规则制定来达致司法适用的确定性.立足于此种复杂性,从社会功利主义视角来分析,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与作为生成其背景的多元利益变动和多元价值平衡不可分割.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指引反垄断判决充分面对各种利益、各种价值进行衡量和选择,以达至实质的合理性.由此,中国反垄断法的未来应该更加关注法院的作用,构建全新的立法和司法关系.     

俄罗斯银行业改革与发展(1988-2007):动荡、危机到稳定

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已经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而银行业作为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和发展过程就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缩影.俄罗斯转型的明显特征体现在"两阶段"上,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掌权时期采用"休克疗法",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本身的力量,国家全面撤出对经济的控制,结果使俄罗斯陷入持久的衰退,饱受转型阵痛之苦,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普京接过总统的权杖,俄罗斯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普京总统崇尚国家权力,重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和介入,强调"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同时也进一步推进金融领域的整顿、重组与改革.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其中固然有卢布贬值、国际油价飙升带来的发展契机,而走出动荡与危机的银行业逐渐实现了稳定.这也是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反托拉斯政策变迁及其对我国反垄断的启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旨在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反垄断法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如何合理高效地执行反垄断政策将是今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借鉴法学概念,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探讨了美国一百年来的反托拉斯政策变迁的原因、特点及其实施效果,并据此得出对我国今后反垄断具体实施的目标、基本原则等有益的启示.     

斯金纳与古典共和主义

当代共和主义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被称为"公民共和主义",另一派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而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斯金纳。斯金纳的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主题是个人自由,斯金纳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消极自由"的观念,但是他更为强调依附和奴役;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自由国家,斯金纳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同意说",但是他的国家观念更为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在自由观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对于自由主义,剥夺自由的东西是干涉;对于古典共和主义,剥夺自由的东西主要是依附。     

试论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制裁方式

一些反垄断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实行了具有鲜明经济法律特征的法律制裁方式。主要分为约束性制裁、救济性制裁和惩罚性制裁。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采取行政劝告、行政处罚、惩罚性损害赔偿、刑事责任和分拆措施等多种制裁方式。     

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探析

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阶段,规范行政垄断成为反垄断法的重点任务。实际经济生活中,行政垄断仍然严重,而依反垄断法处理的相关案件并不多。这与体制改革滞后,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不完善有关。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反垄断法实施不仅应当强化事后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工作,并完善相应立法,而且应当注重事前的竞争评估和竞争倡导工作。     

法理学视野中的反垄断法——从社会权力的角度理解反垄断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经过立法机关和政府实务部门、学术界等共同努力,在多年的准备、论证、规划后已进入实质阶段,法律文本出台在即。然而,对市场经济中反垄断重要性的认识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为此,我们需要在制度落实的同时克服观念的滞后,从另一个层面和角度,即法理学层面和社会权力的角度理解反垄断的合理性,以弥补法理学范式研究的不足,深化社会对于反垄断的认识。     

论劳动力市场规制中国家干预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行为不规范、用工关系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而强化国家干预是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途径。通过立法,将国家干预规范化、制度化,使国家干预在克服劳动力市场自身缺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国家干预必须坚持四个基本的原则,即必要性原则、有限性原则、公平原则和法律程序原则。     

"为公"之道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政策的三维空间

社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一般而言,社会政策旨在推进社会公益和社会公正,但是社会公益的范畴远比经济学所定义的"公共物品"要广.只要存在市场失灵,即使所涉及的不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也是社会政策干预的领域.社会政策的平稳实施有赖于多种筹资手段的组合使用,同时也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就公共服务的经费保证建立中央补助金制度.社会政策的实施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是必须在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多样性上做文章.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开发出多种间接性的政策工具,其广泛使用导致了公共管理的新治理范式,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借鉴.     

有限政府、有为政府与有效政府——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理念的演变

世界在变化,人们有关政府的理念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近代西方国家的政府理论经历了三次巨大的演变.17-19世纪盛行的政府理念是有限政府,它关注个人的自由与权利.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社会的利益冲突使公平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政府干预市场以保障社会公平的有为政府成为主流的政府理念.在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时代,政府与发展的关系日益明晰,促进发展的有效政府成为现时代占主流地位的政府理念.     

论我国粮食生产与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变趋势

对粮食生产与贸易实行特殊保护 ,是各国政府普遍实行的一种特殊政策。但是 ,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粮食保护政策 ,必然会扭曲市场运行机制 ,削弱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这就要求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粮食贸易与保护政策 ,以增强我国粮食的竞争力。     

东亚与西方的企业、市场及政府关系比较

企业、市场和政府在微观层次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就整个杜会经济体系而言则是相互补充的。文中区分了划分企业和市场的自发运行与政府干预界线时的重要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作者指出，在对东亚与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程度进行比较时，人们普遍感觉到东亚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强于西方国家，但以一些数据指标衡量，东亚国家的政府又似乎弱于西方国家的政府。作者在文中对这一矛盾做了解释，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东亚与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方式不同。     

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国家义务的就业权

无论从法理依据还是规范依据来看,就业权是一种宪法基本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就业权有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相对的是防御不当行政干预的功能,与社会权属性相对的是给付行政任务的要求,前者对应的是就业权的国家尊重义务,后者对应的是就业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政府应慎重"干预"和"给付",保障公民就业权的实现.     

西方经济学家论政府经济职能：历史沿革与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政府经济职能的转换,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古典学派认为自由经济符合"自然秩序",存在"看不见的手";李斯特比喻政府就像"植树者",会在很短的时间营造森林;福利经济学派主张政府只有积极干预经济,才能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凯恩斯要求扩张政府职能;新自由主义则要求收缩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干预;新制度学派认为,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会造成"政府失灵",所以,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保持平衡。以上观点对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前西方“全球主义”主要论断解析

当代全球主义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占主流地位的对全球化现状、可能与未来的阐释,即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解析这一理论,主要包含这样一些论断:全球化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全球化将惠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的人;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市场作用的强化和国家职能的弱化;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政府的管理必将让位于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全球共同治理;全球化进程就是西式民主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等等。在接受其合理成分的同时,我们更要认清其潜在的本质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