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鲁迅散文诗《雪》中的异议问题

一、如何理解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 目前主要有四种意见。 1、有象征意义。①、把江南的雪,象征着“春天”:“《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文章第一自然段把江南的雪写的极其美丽,‘春意盎然’洋溢纸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与现实的黑暗丑恶相对照,作者虽然处在‘冬天’,心中却存在着‘春天’的理想。”(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②、象征着革命者:     

《一件小事》三题

《一件小事》写于1919年7月,发表于该年12月1日的《〈晨报〉创刊纪念增刊》。后收入《呐喊》。作品虽小如珠玑,但对它的认识却聚讼纷纭,各种看法相距很远,甚至相反。以下想择其要点,谈点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小说的主人公 小说的主人公有人认为是车夫,有人则认为是“我”。前者如李何林,他认为小说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歌颂劳动人民伟大崇高的精神,其次才是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车夫崇高无私的精神感动之下,进行自我解剖。表现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影响”。(《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陈根生亦认为主人公为车夫。因其“处于情节的中心,     

散文诗《雪》艺术谈

有人称鲁迅的《雪》(辑入《野草》)是“极美丽的诗” (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是的,《雪》饱含诗情画意,斐然成章,确实是一首醇香扑鼻、动人心魄的好诗。然而,它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分行排列的诗,而是用散文的句法和形式写作的散文诗。     

“归去来兮”句释意之再商榷

彭泽陶同志在《就〈归去来兮辞〉两个“归去来兮”的解释答复叶晨晖同志》(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三十七页)一文中认为我是受了《古文观止》注的影响,“擅自把‘归去’改为‘归隐’。”我希望彭泽陶同志再看一下我那篇小文,我是将“归”解释为“归隐”的意思,并无妄改古人之著作。“归”能否解为“归     

《论语》这名目究竟指什么?——兼与李高田同志商榷

《青海教育》八六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高田同志的题为《〈论语〉为何用“论”字》的短文。笔者认为该文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该文作者在根据《辞海》和《辞源》对“论”字部分解释的引证基础上,紧接着下了个结论: “由此可见,‘论’显然是‘伦’的通假字,那么,《论语》的‘论’字的本字也应该是‘伦’字了”。     

鲁迅散文诗《雪》作意辨正

对鲁迅散文诗《雪》,迄今为止,人们的分析大同小异,观点基本一致。冯雪峰同志在《论<野草>》一书中说: 这篇作品告诉我们,虽在冷酷的“冬天”,作者的心地中是存在着春天和光明的。李何林同志《鲁迅<野草>注解》中说: 作者虽处在冷酷的“冬天”,心中却存在着“春天”的理想。而且也有所象征,春天和冬天都不仅仅指着自然界。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两校中文系合编的《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中说: 本篇通过对南方和北方飞雪的描写,表示了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缅怀,对冷酷     

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

今年第一期《山东师院学报》发表的熊融同志写的《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一文,其中对李菁同志为《光明日报》写的《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一文所作的补正,很有参考价值.但有些尚需商榷的地方,现提出一点补正,供参考.我在去年读到6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夕刊》关于在日本发现鲁迅珍贵文物的消息之后,就着手研究鲁迅与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的关系.我先仔细看了林守仁译的《阿Q正     

谈<花城>的艺术特色

〈花城〉是秦牧同志的著名散文,它写于一九六一年二月,收入同年六月出版的、以〈花城〉命名的作者十年散文集.现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长河浪花集》.近几年来,广播电台曾多次播送这篇散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很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我认为,散文〈花城〉之所以脍炙人口,受人欢迎,也在于它给人以‘愉快和休息’,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和精操的陶冶.这篇散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本文略作分析.     

论鲁迅小说的悲剧特质

迄今为止,从审美形态的角度研究鲁迅的《吶喊》、《彷徨》,我们还缺乏较一致的认识。大致上有两类看法,一类意见认为鲁迅的小说可以分别划分成悲剧、喜剧和正剧,而悲剧占大部分;另一类意见认为,“单独地作为悲剧或单独地作为喜剧,都不是《呐喊》、《彷徨》的最鲜明的特征,它们最突出的特征是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完美融合”(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或者说是“以喜剧的方式处     

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试谈刘勰对离骚的态度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他对文学的批评标准、对作家的评价,往往有时代的局限。马宏山同志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一文中(见文史哲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指出了刘勰在评价屈原和离骚时的一些局限,对于该文的许多论点我是赞同的,但也对该文中谈及的一些问题有点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向马宏山同志请教。首先,马宏山同志认为刘勰对离骚是“贬抑”的,“是把离骚放在和儒家经典对立的‘奇’、‘华’     

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鲁迅给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理论著作,“不愧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文献”。(《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鲁迅亲自翻译了普氏的《艺术论》,《车尔尼雪     

也读《题〈呐喊〉》与《题〈彷徨〉》——与吴奔星同志商榷兼谈鲁迅诗歌研究中的一种方法

《读题〈呐喊〉》与《题〈彷徨〉》是吴奔星同志研究鲁迅两首五绝诗的论文,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吉林师大学报》上。这篇论文,在详细地解析了《题〈呐喊〉》和《题〈彷徨〉》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 “这两首五绝是我们研究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资料。”它们“表现了鲁迅文艺思想的演变历程,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笔者对吴奔星同志解析《题〈呐喊〉》持有异议,对于上述论断更不敢苟同。鉴     

浅草——沉钟社艺术倾向之我见

浅草——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自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作出这个论断后,五十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该社的艺术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渐次升级的趋向。比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以下简称《小说史》)写道:“‘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鲁迅这个论断,除了时间误记,大体上是恰当的”。“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又看不见出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入了‘为艺术而艺     

“花边文学”事件的真相需要澄清——关于鲁迅与廖沫沙的“花边文学”的争端

在鲁迅先生的杂感集《花边文学》中,记载着他一九三四年跟廖沫沙同志发生的一起关于“花边文学”的争端。一九六六年五月,当廖沫沙与邓拓、吴晗三同志被诬陷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时,“四人帮”的急先锋戚本禹曾重提这桩旧事,恶狠狠地向北京市委打上门去:“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见《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三家村”冤案已大白于天下。但作为这个冤案的分支,即所谓当年廖沫沙     

《死魂灵》的主要成就是什么?——与汪靖洋同志商榷

汪靖洋同志就《欧洲文学史》和《外国文学简编》关于《死魂灵》的评价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对《死魂灵》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外国文学简编》认为果戈里只是对地主们的“丑恶存在”“饱含着‘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这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认为它们的分析和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不同意汪靖洋同志的看法。(汪靖洋同志的文章《<死魂灵>的形象体系和思想倾向》,载《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药》的结尾

鲁迅小说《药》的结尾部分,过去颇有些不同理解,发生过几次争论。这一部分确然是难点所在,其难解之处且亦不限于曾经引起论争的地方。我想谈一些看法,或述个人意见,或依违于各家之说;但是,凡涉及有争议之处,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谬误恐亦不免,尚俟指正。《药》作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五四”运动的前夜。这是鲁迅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对辛亥革命进行形象性批判的第一篇小说。全篇共四个部分,用明暗两条线索发展故事。明线是沿着“买‘药’——吃‘药’——谈‘药’——‘药’效”显示的,暗线是沿着“血的买卖——血的服用——血的议论——血的效果”展开的。两线时时交织,交织点就在人血馒头     

《湘灵歌》等诗与杨开慧的就义有关吗?

在鲁迅诗歌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鲁迅的几首诗——《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与‘长沙事件’有密切关系”,并且循此深论,认为这些诗与杨开慧同志的壮烈牺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郭沫若五四时期思想创作独特性之我见

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在阐述鲁迅成长道路时,有一段对郭沫若一类知识分子的评述,他说:“‘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这种知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①。”     

优美和壮美相结合——关于《野草·雪》

近几年来,由于《野草·雪》被选入中学教材,学术界关于讨论《雪》的文章也象进入严冬的雪花,漫天飞舞。见仁见智,意见常常尖锐对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何处呢?粗疏地归类,大约可集中在下列几个问题上。首先是《雪》有没有象征意义?有的同志认为《雪》无象征、无寄托。《雪》的主题是揭示自然的美,生活的美;抒写了鲁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比较少。大部分同志都认为《雪》有象征意义。但一旦论述到“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的具体的象征意义时就产生了三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