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理性、行为与社会——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三个向度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对对立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概念的区分,解释了合理的理性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工具理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的区分,解释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双重概念区分,解释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确把握三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主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次逻辑——兼论哈贝马斯对物化现象的消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工具理性批判的继续,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面对同样的主题：物化。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为克服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困难,将物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但是工具理性自身也存在逻辑悖论。所以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的转向,并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研究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其理论框架内,物化也就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通过建构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商谈伦理对其进行解决。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翻译目的论的理性反思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行为的目的理性,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交往行为理论认为目的理性只是交往行为的一个纬度,翻译目的论在提升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将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异化”为主客关系的工具目的行为。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翻译目的论既有合理性也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理性范式的转换与译者主体性的嬗变

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其在特定理性范式关照下的翻译行为。本文对比了各种不同理性范式关照下译者主体性，勾勒出译者从工具理性范式下的无主体性，到反理性范式下的无限主体性，进而回归到交往理性范式下的有限主体性的演变过程。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生态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根本对立的,而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又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所囿于的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主客二分,其本体论根源是形而上学的理性至上.主客分立使"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为无限膨胀的主体性,在伦理观上坚持传统伦理学.只有构建生态环境美学,突破主客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否定传统哲学当中的工具理性,重建理性和主体性,坚持生态伦理观,重新认识和肯定自然的价值,才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圆融共舞的共同体.这才是以生态伦理学为基础的生态环境美学的最高目的.     

论人与自然之三维关系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逻辑架构新视角,反思并揭示出在较低层次上的“认识之维”与“欲求之维”均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主客二分观点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给予了批判性审视;同时借助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的相关见解,从另一维度即“情感之维”,论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进而认为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注定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形式,在人与自然关系之逻辑架构中处于天高层次。     

索尔·贝娄的生态观--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启示

贝娄在其小说中发出了生态批评的声音,其作品呈现了他的和谐生态观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院长的十二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小说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表现了人在与自然的对抗中自我的深刻异化。贝娄在小说中呼唤通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实现人对自然的“浪漫式回归”、人与自然的美好相遇。     

论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

西方哲学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转向：伦理、认识和后现代。这三次转向与主体有着深刻的关系。伦理的转向将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成就了人的主体;认识论转向形成主客二元对立,将人异化;后现代的转向意在消解理性的主体,实现真实的存在。然而主体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还有待历史的界说。     

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与实践辩证法——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考

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具有双重涵义 :它包括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与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立根源于“扩大了的生产力”的异化 ,其异化的扬弃及人与自然统一的必要前提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与调整 ,社会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与调整。人与自然统一的深刻的现实基础在于实践的辩证否定性、其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相互改造和相互建构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是对象性的关系。但是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也使其关系发生了异化,＂自然＂对于人来说成了异己的对象。这种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与人的交往关系的调整,人与自然的异化也会被共产主义积极扬弃。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论马克思对本体论之认识论难题的重构

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从主客二分的思维结构去探讨存在问题,这在就造成了关于主体与客体无法统一的认识论难题。从而引发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人的认识问题,以实践为中介将主体与客体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在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辨证逻辑中使主体与客体不断地达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在对感性与理性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中,超越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这种实践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中的革命性变革,也是重构传统本体论的关键所在。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     

儒家人文精神度越现代人的异化困境之可能

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人类已陷入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关系的异化之中。这既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又是西方主导的技术主义、竞争性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危机的标志。儒家人文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仁者爱人”的处世理念以及“义利统一”的物质追求,因其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从而为弥补西方文化不足,消解人类异化困境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文化生活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