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

对占领地百姓进行登记并发放"良民证",是日军常用的统治手段。日据南京后也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日方战时宣传和战后"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中,这被当作日军迅速恢复南京安全和秩序的象征。然而,通过梳理中、日及第三方亲历者的文献,可以发现难民登记初期是经过伪装的清剿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西方外交官回到南京之际,日军悄然改变难民登记流程,恢复其"常态"。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日军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残暴只是手段,辨析伪装下的组织化暴行,或可为揭示日本战争意图提供新的线索。.     

角色紧张与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的延误--兼驳松村俊夫的"豹变"论

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中认为,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12月16日才提出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抗议,这说明日军在16日以前没有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这是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之一.本文则认为,16日才提出严正抗议,不但不能说明此前没有暴行,反而说明日军暴行的疯狂与野蛮.南京沦陷前,国际委员会对日军的军纪高度信任,认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也会很快恢复秩序,因此,他们将自己定位为短期内住房和食物的救济者.但是,日军入城后,大开杀戒,暴行累累,这使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大为震惊,在由预期中的救济者转化为现实要求中的生命保护者时,他们产生了角色紧张现象,一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就使抗议暴行的时间稍稍延误了.     

战争进程与南京大屠杀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初期,为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原打算在短时期内征服中国,迅速结束战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日军首先在淞沪战场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顽强的抵抗,而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迁都决定更意味着战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行动中,由于日军的进军速度过快导致其后勤补给发生困难;同时,为了继续进行战争,日军也难以抽调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看管先前俘获的大量俘虏。于是,为了节省粮食及其他战争资源,日军便在南京有计划、大规模地屠杀俘虏和被怀疑为中国军人的平民。此外,战争进程的发展导致日军官兵很快回家的希望的破灭也使他们的心理发生扭曲,他们便做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酿成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侵粤日军的暴行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广东濒临南海，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连，日军出于封锁中国南大门和进占东南亚各国的需要，在侵华战争中加紧了对广东的侵略，并一直把广东作为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抗战八年中，日军在广东滥施暴行，残害和掠夺了无数的生命财产，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日军对广东的侵略，是从狂轰滥炸开始的。1937年8．月31日，日机6架首袭广州，从此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止，广州便处于日机连续不断的轰炸之下。从1937年9月22日至27日，广州市德宣、西山、惠福、西禅、东堤、前鉴、黄沙、石…     

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侨民的宣传贡献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除了忙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外,还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上海与海外,提供给各国新闻媒体;同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演说,进行社会调查等,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有30万以上的同胞遇难。“30万”,这一数字,不仅被郑重记录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而且已经被赫然镌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壁上。它已成为世界人民用来声讨侵略战争、捍卫世界和平,以及中国人民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生动教材。 但是,近年来,在日本却有极少数人,别有用心地在南京人口问题上大作文章,企图用一个被歪曲了的南京人口数字,来推翻30万同胞惨遭屠杀的血腥事实。日本北海道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就曾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出所谓“质问”:“市民二十万,防卫队五万,合起来当时南京人口就是二十五万。即便一个没剩     

日军部署及战略意图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从日军攻击南京的军事部署来看,日军兵分八路攻击南京,其意图显然是想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并将中国精锐部队围歼于南京城下,彻底消灭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正因为如此,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展开所谓"扫荡",大肆搜捕并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从战略角度来分析,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击和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城下之约,一举彻底解决所谓的"支那事变",对日本来说则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歪曲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了大规模焚毁,而日本又有人不承认事发当时中国和西方文献的客观性,使得这一观点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至今仍有影响。本文通过对日本烬余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日本右翼也不得不认可的公私文献的辨析和梳理,基本廓清了日本虚构派布下的迷雾,证明以屠杀为代表的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即使仅据日方文献也完全可以证明。同时,本文也概述了历史进程不同于“概念”的曲折的一面。     

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城的恐怖达到了极点。约有“20万以上”的中国被俘军民被屠杀,有“妇女二万人”被强奸,有“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毁。这时南京城水、电、通讯全无,尸体堆积,房屋变成瓦砾。而被日军杀剩的 20—25万平民得以不死,完全是由于有15位外国中立人士所组织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进行救援工作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民永远应该感谢的。本文本此目的,对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援工作加以研究。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抓住战时日本国内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无任何报道、日本广大民众更一无所知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史无其事,乃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的"虚构"。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本文揭示了战时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精心采取的种种措施,千方百计阻止与扼杀对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与流传,从而严密封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导致了广大日本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甚至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只能暴露他们的的蛮横无理与别有用心。     

涉及南京大屠杀史在日诉讼五案评析及其启示

10多年来,包括李秀英诉日本政府案在内共有五个涉及南京大屠杀史的诉讼案件在日本审理,其终审结果不尽相同,有胜有败.笔者作为涉案当事人,通过分析和评价这五个诉讼案的起因、实质、审判过程、审判结果,阐释诉讼案本身对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进而达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和平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国转型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及其重建路径——以南京大屠杀教育为例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反人类的种族大屠杀事件。反屠杀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在于教育人们以史为鉴,不忘国耻。但我国转型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就显得更为重要。     

历史的真实胜于诡辩和抵赖——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斗争的历史回顾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南京大屠杀是国际社会早有的定论

本文以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为论点,用严谨的逻辑证明阐述了国际社会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认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重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定论不容篡改和否认.     

“帕奈”号(Panay)事件

本文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档案,详细披露了1937年日军在进攻南京时,不顾国际惯例悍然向巡航在南京上游长江段的中立国美国炮舰帕奈号发动空袭并将其炸沉的全过程,以及事件发生后美英等国的国际反应和美日间的外交斡旋。并指出,这一事件与四年后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行径如出一辙,时至今日仍发人深省。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圣数"八"探析

圣数观念古来有之,对于数字语言的内涵,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诠释.日本民族是一个酷爱奇数的民族,然而有一个特例,对于偶数"八"一直情有独钟.自原始部落民至近现代社会,"八"一直是植根于民众心里的吉祥数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八"的位置虽然是其它数字语言无法取代的,但其语义在潜移默化之中悄然地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说明外来文化的传播对于影响本民族语言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电讯与云南的近代化

近代云南的电讯包括有线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三个方面.从技术层面看,有线通讯技术是云南近代化的起点,对于云南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电话则对加强城市内部的信息流,改善市政管理,丰富城市结构和职能有一定作用;无线电通讯有效克服了电线电杆维护的障碍和高山、河流、深谷的阻隔,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较大发展,强大的无线电信号网络,奠定了云南在西南通讯枢纽中的门户地位.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