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认知判断中的启发式法则

丹尼尔·卡尼曼等人提出了熟悉性、易得性以及锚定调整三类启发式,提出人类会基于启发式(Heuristic)作出迅速的决策与判断,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毫无疑问,任何人类决策与判断均会受其影响,当然也包括元认知判断。本文采用卡尼曼经典三种启发式的框架,从元记忆与元理解两方面阐述元认知判断中的启发式影响,并对元认知中启发式的机制、先后顺序及效力进行了讨论。     

人类决策的思维系统和判断偏差

决策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决策科学的研究现状是标准化范式和描述性范式并存于该研究领域中,但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人类决策有其有限理性,其中的启发式可分为三类,每类都能衍生出相应的判断偏差,是决策者用来简化决策主要认知工具。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1957年至1976年经历严重曲折,这与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迷失直接相关,而毛泽东个人认识偏差和理论迷失的直接诱因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对待斯大林错误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     

我国机构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实证研究

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和检验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存在认知偏差。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增量作为反应事件,检验收益率是否会对证券公司在对下一个交易日的指数预测产生影响,从而分析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存在启发式偏差。实证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有着显著的启发式偏差。并提出了一种新的验证方法,即用收益率的增量作为自变量,去解释看涨情绪的变化。     

错误理论的构造分析——兼论犯罪阶层体系之选择

刑法上的错误是认识错误的简称,错误即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在界定错误的概念之后对错误的分类进行梳理与归纳,可使错误之最直观面呈现出来。因认识错误概指主观之认识偏差,犯罪阶层体系中故意与罪责是主观面的反应,所以,探讨错误理论必须探讨错误与故意和罪责的关系,才能确认在刑法理论上有意义的基本错误类型及其法律效果。     

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下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问题与完善

在“以网管网”的监管格局下，互联网平台依法履行平台内的准监管义务。在法律模糊或需要价值判断时，受动机、能力、成本等因素影响，互联网平台的准监管活动难免发生偏差或错误。根据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互联网平台错误可分为过度监管的假阳性错误和监管不足的假阴性错误。在现有的经济与法律环境中，一般情况下偏向假阳性错误对互联网平台来说是成本更小的选择，但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因素会对错误成本产生影响。两类错误均与公共利益相悖，尤其假阳性错误会助长互联网平台的私权扩张。国家在完善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过程中，应细化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执行标准，调整政府与互联网平台、用户的三元关系，加强塑造互联网平台协议的公共性，激活市场机制，以减少互联网平台错误，更好发挥平台准监管的功能和效用。     

合取谬误现象

大量有关人类归因判断的研究表明,人类经常违反理性概率(贝叶斯)推断.Tversky和Kahneman(1983)的试验说明,当要求试验参与者对一些单个事件及由它们组成的合取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评估时,他们倾向于认为合取事件的概率大于其中一个组成事件的概率,该现象被称之为"合取谬误(the conjunction fallacy)".本文着重介绍了合取谬误现象的发现、解释模型,以及德国适应性研究中心Gigerenzer所提出的频率启发式观点.此外,合取谬误现象对于避免在医疗诊断等推断任务过程中产生推断错误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认识论根据

中外历史上都创出一些具体的启发式教学形式。但被唯物主义内省说、经验主义联想说和直觉主义顿悟说等错误理论蒙上一层乌云,使人们对启发式方法不明其实质,不得其要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为启发式方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教学过程是一个能动的认识过程。启发式方法就是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定的具体程序或方式(如置疑、问答法、发现法等)调动学生的思维能性,克服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如知与不知、经验与概念、知识与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掌握知识和发展智方的目的。     

论不作为诈骗行为的认定

刑法学界对不作为诈骗多有探讨但尚未形成统一定论。解决不作为诈骗行为的认定,需正确把握对行为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是否陷于认识错误等相关问题。行为人是否承担告知义务源于对行为人是否居于保证人地位的判断;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需借助假设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且有必要厘清不作为行为和引起错误之间因果关系的顺序。不作为诈骗与默示诈骗主要区分在于使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的原因,而不作为诈骗与交易博弈诈骗的区分则主要集中于行为人、相对人对产生错误的认知上。     

从偏见视角解读医患关系

偏见是个体以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为依据,并对其他人形成先入为主的负性判断,泛化至群体中则会表现为人们对某群体产生片面或错误的认知。文章从消极刻板印象、期望差异与归因偏差这三个角度解释了医患群体产生偏见的心理机制,在此基础上讨论偏见对医患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并结合社会现实提出减少医患双方偏见的方法。     

民事裁判错误问题研究——以法律救济为视角

民事裁判错误作为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救济应是一个亟需关注的论题。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裁判错误的界定以及相应的救济程序的设置都存在着问题。因此,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有必要将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重新定位,由"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转变为"依法纠错",在"依法纠错"的指导理念下建立健全民事诉讼法规,界定民事裁判错误的范围,设置合理的法律救济程序。     

大学语文:审美化教学之诗意空间

应试教育给学生造成了“审美灼伤”等弊端 ,而大学语文教学的审美化实践 ,则是美育的重要工具之一 ,对经历过应试教育的学生来说 ,大学语文的审美化教学无疑是一场审美救治 ,一场美育修复和美育慰藉 ,对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论“逻辑方阵(对当关系)”的适用范围及其条件

许多逻辑教材将4种直言判断的"逻辑方阵(对当关系)"运用到同样是4个种类的模态判断和规范判断身上,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与错误。直言判断"逻辑方阵(对当关系)"的成立需要3个条件,其主要根基是对主项和谓项外延关系的穷尽分析,而所谓模态判断与规范判断的"逻辑方阵(对当关系)"却缺乏这些条件,因此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把"逻辑方阵(对当关系)"套到规范判断上是更大的错误。     

论卡尼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论述了作为心理学家的经济学家卡尼曼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认为其方法是以实验的方法为主 ,在继承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基础上 ,提出三个基本的试探法及其各自的偏差 ,并进一步提出偏好逆转的理论 ,用其解释各种经济现象。表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 ,逐渐向研究真实社会过渡     

《史记》十表总论

《史记》十表所记叙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司马迁在编写十表中所体现出的进步的历史观点与其所要抒发、表现的感情态度,同时由于资料缺少和所依据的资料不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错误。对此加以梳理,对读者全面理解《史记》与评价司马迁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资本预算决策中相关现金流的识别

企业资本预算决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判断并确定与项目相关的现金流。实际中，相关现金流的判断往往会出现失误，影响项目评价的准确性。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现金流判断的基本原则及其应用。     

论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心理与测试“软标准”的调适

普通话测试员心理素质状况直接影响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必须关注由测试员心理因素导致的测试评判“软标准”。通过研究测试员心理特点，分析影响测试结果的心理因素如感知觉、注意力、情感、性格等方面的特点，探讨如何避免“软标准”导致的评分失误。     

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

文章认为形式法律推理中,只有进行价值判断,才能打开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通道,避免出现“中词不同一”或不合“实质正义”的错误。在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发现、比较、选择、归类、定性、量裁、导向等功能,这些功能对于法律推理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价值判断就没有法律推理,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推理。因而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误区

我国解放后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局限。这就是:将"逻辑应用"当作"逻辑理论",用主观臆断代替分析论证,而为求得名辩的逻辑地位,则采取捕风捉影、曲解逻辑义理等手段。这些现象的存在,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名辩研究的健康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