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阅读札记

以往的文学史写作都是围绕着抒情传统来写就的,即诗、词、歌、赋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代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的出版,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的认知模式和写作模式.该书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史是由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这两条线索构成的,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学史必须要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呈现出来.这种思维模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即意味着对中国文学史认识和评估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学史写作由原来的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中国文学史搭建的框架基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新时期小说的叙事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其间文学的叙事方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新时期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宏大叙事,到先锋小说的宏大隐身与碎片呈现的现代主义叙事,再到走向写实化,最终实现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相交融的跨界叙述。这一叙事的演变,也就是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对这一演变的清理,自然就呈现出新时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论早期史传叙事对传统小说叙事的贡献

中国的叙事传统大致经历了从早期史传叙事长期独霸天下,到近代小说叙事日渐成熟并脱颖而出的过程.脱胎于史传叙事的小说叙事在其成熟独立之后仍深深地留下了史传叙事的烙印.<尚书>、<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传叙事中,史实与虚构的交错融合、立体空间意识的滥觞渗透、叙事视角与层次的巧设变化,都表明中国早期史传叙事从多方面为后世的小说叙事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帮助.     

解码式文本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

文本是各种文学史信息交汇的一个场域。解码式文本阅读是将文本自身以及文本的生成过程、生产方式、流通转换、接受阐释看作是一个个承载着种种文学史信息的环节来进行解读,它涉及到了对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通常的方法有:文本细读、文本生成过程的研究、文本的版本学研究、文本的互文性研究以及文本的改编与接受状况研究。     

论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的基本线索及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叙事”的核心内涵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传统叙事以史传叙事为源起,以道德叙事为核心,注重实录性和伦理性。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传统叙事在两汉魏晋时期经历了从史传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表现为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但史传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史传叙事的实录性和伦理性在民间叙事中得以保留,两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叙事的独特面貌。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

“身体”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主要应用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解读。相比于男性,女性文学的私人化性质使文本更具有亲身性,即更注重身体感受和欲望的表达。所以本文尝试用身体范畴来观照我国现当代女性文本的叙事,展示文本中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女性欲望、身体经验的表达规范,从而认识在这样一个纷纭的世纪,女人从面纱半掩到自如呈现再到放纵狂欢的身体叙事历程,进而分析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味。     

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研究

在对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类文本理论存在着明显不足:因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中类文本的存在意义主要表现为类文本之于文本叙事的功能和作用,故,基于文本和类文本的时空构架关系对类文本进行的二分法远远不能满足它们的研究需求。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理论则可弥补以上不足。参照类文本之于文本叙事的功能和作用,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中主要存在三种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类型:其一,类文本的作用远远小于文本的作用;其二,类文本与文本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有时甚至会出现类文本文本化的现象;其三,类文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文本叙事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而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的交流情景及批评框架的建构将为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批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边疆对于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描写,使特殊的边缘文化群落和宗教题材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通过对边疆大自然的复魅书写与动物重塑,树立了自然伦理的尊严;通过对边疆神性文化的推崇,表达了一种对过度理性的反思。同时,他们的边疆叙事小说,也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更加丰盈的想象力,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容量和刚健的风格等诸多新的审美气象。     

作为叙事的族群文化文本

文章阐述的是文学与族群叙事的关系。以玛丽·Molek和伊凡·Molek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被文学表述。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     

基于叙述符号学的叙事文本的文化意义分析

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于将叙事文本的自律意义分析深入到文本赖以生产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A.J.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为叙事文本文化意义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和分析范式,其符号矩阵在文本意义动态分析的各个层次都发挥了算子的作用。基于叙述符号学,文章将着重阐释叙事文本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     

从僧传与小说关系角度看《坛经》中的惠能传

《坛经》的内容包括叙事性强的高僧惠能传记以及惠能佛学思想记录两大部分。在《坛经》版本演变的过程里,两大部分都有所变化,尤以惠能传记部分变化较为明显,且在变化中体现出其与世俗叙事文学与世俗文化心理的密切联系。可以将《坛经》惠能传记部分的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从叙事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坛经》惠能传记中谶言与神异情节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管窥以惠能传记为代表的僧传文学与包括历史传记、小说在内的文化大背景的联系,印证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难以割裂这一大文史观。     

颠覆与绵延：微型叙事与文本生产

微型叙事以散化的文本结构与有限的语言组织形式,解构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经典叙事的完整性,瓦解了左翼思潮下集体写作的宏大叙事策略,建构了文本生产的双向性,实现了叙事转型。以微博与短信文学为例,它们以碎片化与零散化的文体形式,打破了高雅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促进了雅俗叙事的共融,营造了审美趣味的泛化效果。与此同时,叙事文本的交互生产与传播,使得文本界限得以模糊化。文本呈现未定性的同时,其所蕴含的意义系统也随之绵延。     

文本叙事与人格分析:青壮年屈原的心路历程

从屈赋的文本及其表露的情绪脉络来看,《橘颂》、《九歌》的欢快明朗显示着青年屈原的春风得意、英姿勃发;《惜诵》、《离骚》的感伤悲悒昭示着壮年前期屈原的忧愁幽思,但并没有沉郁激愤,而是上下求索;《远游》则透露出人生的悬浮感与恐惧感,是其壮年后期检讨半生的“自叙”,在悲凉意绪中仍显入世的执著。文章采取文本叙事与人格分析相观照的研究路径,通过屈原青壮年时期的三组作品,探讨其人生际遇与人格特质的内在关联,认为青壮年时期的屈原虽然在政治上经历了巨大落差,但其求索的意志是贯穿始终的。     

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表现之两大传统研究述论

就文学表现基本手段来看,中国文学存在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近年来,对这两大传统的研究,学界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其中董乃斌先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有关中国文学两大传统,特别是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互动关系之考察,现仍处于初步阶段,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今后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 --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

学界倾向于对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而这种差异往往是潜藏文本或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由于对凯特·肖邦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缺乏认识,西方学界将她的《黛西蕾的婴孩》解读为反奴隶制和父权制的作品。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其潜藏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呈相反走向的种族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表层的种族政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置换了性别政治。若要挖掘作品的潜藏文本,我们不妨首先尽量抛开成见,对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这一作品本身的隐含作者,然后再考察隐含作者与历史语境中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同一作者笔下不同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