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近30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各方面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本文不仅讨论经济因素,同时也将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从经济因素来看,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村庄民主。(2)中国乡土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宗族组织的存在会有效地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村民之间互助程度高的村庄社区也有利于村庄民主。(3)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效果在本文并未得到证明。     

耦合用地分区的云南高原村庄分类方法研究——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5种类型,以定性分析为主,科学性不足。云南省在此分类基础上增加兴边固边类,但各地村庄分类情况复杂,标准不一。本文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基于用地分区探究村庄分类,体现“地”与“类”结合的思路,并将“暂不明确类”定义为“精明收缩类”。首先依据云南省高原用地分区标准,采用主导指标及综合分析法,创新耦合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并核验,将村庄分为“坝区村庄”“半山半坝村庄”和“山区村庄”;其次,以频次分析法构建村庄分类评价体系,量化分为五个等级,并说明优先级得到初始分类结果;最后将分区结果和初始分类结果互相耦合,以“区—大类—小类”的分类结构得到石林县“三区五大类十一小类”的村庄分类结果。本文尝试基于用地特征探究云南省高原村庄分类方法,为其他高原地区村庄分类提供实践参考。     

党建工作对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的作用探讨——以少云村为例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1]”,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作为重庆市6个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之一,在村规划编制过程中坚持创新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注重实效、多规融合、问题导向、尊重民意、发展特色等原则,编制了“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为探索村庄规划助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路径起到示范效应。     

城乡统筹思路下农村新型城镇化路径模式探析——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内典型的快速城镇化地区,近年来先后通过楼房化、示范小城镇建设、城中村改造等形式积极探索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开辟了农村建设用地重新整合、流转和集约利用的新途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城镇建设过多依赖“土地财政”、建设方式单一以及后期保障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城乡统筹的视角,在村庄建设差异化引导、产业服务均衡配置及特色资源活化利用等方面探讨了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及应对策略,并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     

基于城乡融合的超大型城市村庄交通规划探索——以广州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强调融合互动、共建共享,交通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传统的村庄规划存在诸多局限性,而国内学者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等方面,对于村庄交通规划缺乏关注与实践探索.该文结合乡村振兴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以广州为例探索提出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     

天津旅游村庄发展潜力与评价指标研究

当前, 天津村庄旅游发展过程中村庄特色缺失、 低效经营、 重复建设现象明显. 参考国内外较为成功的旅游村建设经验, 笔者提出特色化经营、 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和严格规范组织管理是旅游村成功发展的关键.笔者在分析天津村庄旅游特色划分的基础上提出异地差异化、 同地合力发展的建议, 同时指出前期科学的可行性分析、 关注乡村特色与旅游针对性、 注重长效经营与品牌意识的重要性是天津旅游村发展的要素, 并提出天津旅游村评级考核指标体系.     

村庄规划落地的思考——结合南沙新区村庄规划解析

村庄规划是协调城乡发展矛盾改变农村面貌的重要手段。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直至全国掀起建设美丽乡村热潮,无一不凸显了在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今天,村庄规划的重要性。然而,在村庄规划基本已覆盖的今天,农村问题依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本文结合南沙新区村庄规划工作,着重探讨村庄规划无法落地的原因,并从"三规合一"、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等角度来解析村庄规划落地问题。     

生态循环视角下的 农业经济区规划探索与实践 ——以天津林海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例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经济区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新空间,也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载体.在新常态的发展形势下,以生态循环理念引领农业经济区产业布局,破解资源环境瓶颈,推动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和美丽新农村建设,成为农业农村地区挖掘新潜力、 培育新机遇、 拓展新空间的重要举措.笔者以天津林海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例,首先分析了其在生态持续建设、 农林产业发展以及村庄整合与服务等方面面临的困境;进而,从多学科、 多平台以及反规划等方面,进行了规划理念和方法的创新探索.最后,提出了生态循环主导下的农业经济区规划策略,包括以生态为先,融入社会发展新元素,实现多方共赢;以循环为基,建立林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示范;以村民为本,探索林下村庄保护与建设的新路径等,并对实施成效和机制建设进行了简要阐述.     

村庄原子化、经济能人治村的经济学分析及村庄发展趋势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对村庄发展的作用

笔者对原子化村庄和经济能人治村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应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我国村庄发展历程,把我国村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宗族自组织主导阶段、他组织主导阶段和现代自组织主导阶段.对我国现状两类村庄如何发展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自组织和他组织同时作用于村庄发展,区域村庄发展具有非均衡性,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是村庄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千古奇案

有有这样的一条大河,它的东西两岸各自是一个村庄,河东的那一个是陆家庄,河西的那个是曹家庄。曹家庄的青年曹甲和陆家庄的青年陆乙,是自幼就十分要好的朋友,长大以后更是成为了莫逆之交。几乎每一天的正午,陆乙都会过河去看望他的好朋友曹甲。从某年初冬的一天开始,每次陆乙的渡船在曹家庄靠岸的时候,他     

浅析村庄整理结余土地的处置问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意义,而村庄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措施之一.做好这项工作,对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增加耕地面积都有积极的意义.但受政府财政投资力度、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相关管理制度缺乏的限制,以整村为单元进行的村庄整理项目在各地还属于示范项目建设阶段,且多数为政府财政投资项目.     

欠发达城市发展特色小镇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

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从住建部等部门培育特色小镇的要求出发,对发达地区城市及欠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特色小镇存在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欠发达城市在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体制机制、文化传承及生态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差异,根据欠发达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特色小镇的路径主要有:根据市情选择适合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以及推进文化传承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西部欠发达山区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分析——以贵州水城县为例

在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多重地域空间的良性共生发展,特别是如何加快提升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是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问题。以贵州水城县为例,分析西部欠发达山区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城镇空间布局低水平均衡、县域产业结构初级低端和生态资源危机严峻迫切等问题;指出西部欠发达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所受的三个特质性约束:欠发达的宏观经济背景、严峻的高原山地地貌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社会背景,并在其特质性约束基础上对成功城镇化模式进行批判吸收;最后,构建了水城县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提出政府政策、产业经济和农民主体三大城镇化驱动机制,以期对西部欠发达山区城镇化的健康、稳步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对进一步深化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统筹的思考

一是建立“一圈两翼”对口帮扶机制,帮扶欠发达区域进行公共服务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圈”区县对口帮扶经济较落后的“两翼”区县,开展产业联动、就业转移、教育互助、科技合作、卫生共享、人才交流和融资支持等帮扶。二是以项目的形式推进城市资源下乡。通过支持统筹城乡示范项目,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天津滨海新区新农村村庄空间建设模式研究

我国农村建设工作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高度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意义。新农村建设的“新”体现在：“新结构”即新的生产组织结构、社会管理结构;“新功能”即农村社会结构的功能转换或更新;“新主体”即各类型农村人口的转型和重组等。     

以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升上海科研公共服务水平

上海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充分利用各类科技资源,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升科技资源综合利用率;另一方面,更要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向“创新支撑服务”升级,促进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为此,上海应完善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建立“科技资源数据中心”,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打造科技创新服务基地,培育壮大科技公共服务产业。     

“大村庄制”：农村社区建设新模式

作为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之一的社区工作，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社区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带动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之后，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也开始正式启动。在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各地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大村庄制”是山东省临沂市在近两年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适合当地发展的新模式。     

未来30年互联网发展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智慧城市研究

上海应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能级、建设世界级全球城市为目标导向,打造 “智能发达、创新活跃、生态宜居、和谐包容”的智慧城市:实施“网络空间强国战略”,持续提升形成全球网络与信息枢纽;深化“四个中心”建设,提升上海全球资源战略配置能力;布局“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提升上海科技创新全球影响力与领导力;加速“互联网+”的融合与重构,激发上海产业与市场活力;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规划、治理、服务能级;凝练城市文化,抢占“中国文化”输出战略高地;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全球门户.     

河南省不同收入条件下新农村建设的建议

本文采用访谈法和文献法,调查了河南省60个新农村建设已初见成效的典型村。调研结果表明,全省农村不同人均纯收入的村庄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不同,高收入村庄要形成科学的村庄规划,建设特色鲜明的新居,资源使用既环保又节约,基础设施齐备,村民大多数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比较健全。中等收入村庄应在环境整治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村庄的生产生活功能。低收入村庄要重视劳动力转移,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在新农村建设中重点是利用公共财政办有条件办和广大农民最盼望的事。特别是优先投入和支持关系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     

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

去社会学化、去社会理论化的村庄研究忽略了以下四个问题:(1)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里,村庄面临市场力量的持续冲击,后者要求土地和劳动力全部从共同体中分离,纳入作为价格形成体系的市场。故村庄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听任市场力量,还是保留村落共同体。(2)在专业社会学的视野里,如果承认现代社会还需要小型、地方性共同体的存在,以满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互助与交换,并发挥情感和社会认知方面的功能,就意味着要承认村落共同体的农业经济支撑条件在现代可能松动剥离,但它作为社区共同体仍然是正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它能否在空前复杂的推压力量下采取恰当的过海策略,实现与社会的联结,首先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把何种社会视为正常。(3)在公共社会学的视野里,地方性共同体是否被视为公民社会的敌人,首先取决于公民社会被视为应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还是方法论社群主义之上。从后一立场看,恰当的村落共同体不是公民社会的敌人。(4)在政策社会学的视野里,国家应该在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积极发展乡村社区,并且在解决城乡社区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城乡社区衔接,避免加快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两大国家战略之间出现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