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牵牛织女故事——与李山先生商榷兼谈《诗经》的文本研究问题

笔者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辨析 ,认为汉代的昆明池建造绝非循周、秦辟雍或灵台旧制 ,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故事并未成型 ,李山先生的《蒹葭》是表现牛郎、织女传说 ,《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婚配的观点证据不足。解释《诗经》 ,宜力求贴近诗歌文本 ,难坐实处 ,不妨存疑     

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两简直接提到牵牛织女的文字,学者的看法有分歧,但都有偏差或欠确切。《日书》中时日吉凶的确定,是日者在总结以前同时日有关的历史传说和偶然事件的基础上,根据建除、干支、五行理论推导和系统化而成,所以由其中关于牵牛织女的文字可以看出,"牛郎织女"传说中一些情节要素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制约和引导其情节发展的某些社会意识也已形成。新编《辞源》"织女"条采用范宁先生之说以为自曹植《九咏注》始明言牵牛织女为夫妇,至今仍有人对范宁先生有关论文大加推崇,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缺乏了解的表现。     

中国古代时空观与道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时空观在中国古代法象思维的影响下,与原始的道的含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这种与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相联系的时间和空间则由于理与气的相分而与理分离开来。道在宋明理学中被理学一系改造为天理,这个天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与气、时空纠结在一起的混沌未分的存在。可以说,道在宋明时期分化出了两个部分,即理和气;我们因此也便知晓,宋明时期所说的天理只是先秦时期道的一个部分,虽然道的原意依旧在张载、王夫之的思想中有所保留,但中国主流关于道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占星术因其借由天象,能够预测人世间的事物,与天命王权息息相关.正统观的论述也围绕天命王权展开.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往往也对占星术有所关注.分析诸家在论述三国正统观时对占星术的处理,不仅可得见各家的主观意图、立场,而且能够认识占星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     

试论荆州古代数学

原荆州地区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代荆州地区的数学与数学教育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兴时衰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古代的占卜与地域性

以九店《日书》抄录的各条占辞为主,与除睡虎地和放马滩以外再加上秦统一后的周家台秦简和西汉景帝期的孔家坡汉简等各篇《日书》进行比较分析,研讨楚、秦两地使用占卜的关系、占卜与地域性的问题等。认为：(1)九店《日书》全十三篇之中确实流传到西汉时代的占卜只有“往亡”一篇而已。　(2)九店“裁衣”前一半（简94）部分继承到睡虎地“衣”篇而没流传到西汉时代,但后一半的忌日（简95）流传情况不一样。(3)九店“占出入盗疾”是由在战国楚单独流行的四种占辞组成的占卜,秦统一后同一系统占卜或部分占辞仍然在楚故地流传一时。     

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

《报诸侄书》是班婕妤研究中一篇长期遭到“遗忘”的文献。本文考察了《报诸侄书》的传承情况,分析了作者的创作能力,用相关史实印证了文章内容。认为这篇文献属真且如实地反映了班婕妤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妇女的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学界重视。     

中国古代桑文化

中国的桑业生产历史悠久，约在5000年以前，先民就在中原大地上开始栽植桑树。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桑”字，《山海经》、《尚书》、《淮南子》等不少古籍中都有对桑树的描述，众多出土文物上也出现了桑树形象，这些都是极有力的证明。     

《尚书》之法性——中国古代道法学初步

《尚书》的义理所表达的是古之“彝伦”(常道)。从法学的角度看,《尚书》篇目本身可视作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形式,作为上古之书,《尚书》的法学特点是因法律形式而言义理,很早就采用了道法合一、以宪统法的表达形式。《尚书》的形式、体系和内容都说明了它既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又是一部古老的法理学著作,还是中国古老的“道法学”在法律上最早的体现。     

牛郎织女起源新考

叔均、女脩与牛郎织女起源无关。《秦风·蒹葭》与牛郎织女起源无关。《周南·汉广》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始形态。秦绝不是有关牛郎织女故事或曰传说产生的地域,而只能是牛郎织女故事或曰传说的流传地域。牛郎织女故事或曰传说在战国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牛郎织女故事或曰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定型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检索更为便捷,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了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这一转折支配并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和政治。在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地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的占星学思想成了《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据此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由此可见,占星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中国古代选编体裁的流变

中国古代选编体文献的编纂源远流长,孔子是选编体裁的开山之祖.两晋南北朝,文献选编逐渐兴盛,<昭明文选>是选编体裁成熟的标志.隋唐至明清,文献选编步入辉煌,官编私辑并行,选编体裁趋于完善,并被史学家引入史书体例的改革和实践;大量搜罗宏富、择取精当、类型多样的高质量选编体文献,为古代社会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保存、传播、学习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给如何为新世纪服务提供了借鉴.     

中国古代课程发展回顾

中国古代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之所以得以完整地延续,与中国古代教育密不可分,作为中国古代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课程从先秦"六艺"到孔子定"六经",再到"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最后演化为"四书五经",国家的官方课程几千年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和延续性.本文仅就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中的指导思想、内容、进程安排、实施管理等方面做一简单的整理.     

从思想史的发展看西方天地之学传入中国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天地观念为"天圆地方",认定中国作为礼义之邦,居天之中央,由此派生出华夏中心论。这种观念虽然受到过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算历及地舆之学的冲击,但并未动摇其基础,于是又派生出西学中源的虚骄观念和中体西用的保守思潮。而鸦片战争前后所传来的西方天地之学,带有彻底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它将天地人视为统一的宇宙演化过程,不仅地球无中心,整个宇宙亦无中心,居于其中的人类正是宇宙长期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它彻底埋葬了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也带动了民主思想的大发展。因而,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使明清之际萌发的民主、民生思想顿时成长起来而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问世可见,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不同的原始宗教反映,而历法应该与之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古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入手,借助蜀地的考古发现,分析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古蜀地区从日月崇拜向月亮崇拜、太阳崇拜的演变,历法也由太阳历分10月、12月而演变为阴阳合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