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贯通中国近现代的主要思潮之一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着层次之分。“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以及晚年康有为的保皇尊孔观点等为代表 ;“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学等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有它的历史限制 ,也有诸多合理因素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作为20世纪中国三大思潮之一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产生与发展与西方现代化的扩张背景下的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密切相关。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派,尤以现代新儒家学派为主要代表。文化保守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     

论家风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嬗变

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及其相关德目是传统家风的道德价值取向;"耕读传家"等是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家学传承、家规家训、家庭教育等是传统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家风在流变上逐渐趋于平民化,在价值取向逐渐上趋于世俗化,在功能上逐渐趋于实用化。然而,其道德内涵、基本范式和传递方式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只有从传统中寻找有价值的内容传承,在实践中吸收、补充、调整和确定所需,新的家风文化形式才能得以构建。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评析

从传统中寻求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中西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主张.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的异化问题而引发的保守传统道德的回应,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还要面临一个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问题,"中体西用"成为了这一思想的核心理念.西方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依托的市民社会、人文主义价值等前期思想资源,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失的,这使得创新传统成为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必需.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全球化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

全球化在中国激起了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省 ,现代新儒家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和选择 ,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问题。本文以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为现代新儒家不同时期的代表 ,从理论创造、思想影响上探讨了其文化保守主义值得重视的合理内容 ,评析了其内涵与价值。     

中国近现代保守主义思潮之兴起与评价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保守主义派别,主要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邓实、黄节、刘师培、章炳麟等人组成的国粹派;本位文化派与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在现代哲学思潮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早期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之后,对中国文化今后走向的一次较为冷静思考的结果,代表着保守主义思潮的最新阶段。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

20世纪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源有所自,流有所变,既是旧时代的承续,更是新世纪的创制。文化保守主义要固守的传统,本身就是变革中的事物。当现实与传统发生冲突时,保守主义者总是审慎地改进传统,从而使现实成为有传统可依靠的现实。学通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学问家们,自觉运用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新方法、新思路,来整理、研究、开掘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课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义,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继承历史的精神遗产与开辟未来的思想资源两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化保守主义所要表达的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作为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从20世纪实际历史表现看,作为社会心理的保守主义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远远大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我们应当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对民众思想实际影响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要引导人们避免为其后顾性的文化取向、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束缚,真正以健康、科学、乐观的心态,尊重历史,善待当下,创造未来。     

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及现实背景

纵观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鸦片战争后的起始阶段.②自太平天国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亡危”背景下,不得不与旧传统不断断裂和接受伴随侵略而来的工业文明新文化因素的阶段.③复兴中华文化传统,寻求回归的阶段.而自本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文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其内在局限性渐渐突出,所积累的种种问题正集聚成综合性整体性危机.瞻前思今,可以成为重新发现传统价值的契机,以及实现中国人现代新醒悟的推动力量,为推动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重构,为人类未来精神家园建设作出贡献.     

江南地区近圣文化心理嬗变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孟子以其所居之地与孔子故里相近而感到庆幸、自豪,并以此自觉奉行孔子之道,揭开了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的帷幕。建炎三年,孔子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扈跸南渡,赐家衢州,激活了潜藏于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士民内心的近圣文化心理,并极大地催化了"近圣人之居"这一以地理空间为逻辑起点的文化心理在江南地区的嬗变,这种嬗变在南宋以降的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的积淀与催化、江南地区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生力、孔氏南宗平民化转身的文化穿透力等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是江南地区近圣文化心理嬗变的内在文化机制。在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下,"护圣""扬圣"成为江南地区士民自觉的文化选择。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景象,一方面是传统学术自身酝酿着变化,另一方面是因应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推陈出新"和"引西入中"。时代呼唤着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又能利用西方现代文明成果而有独创性建树的人文大师出现。一批人文大师走在时代前列,开风气之先,在一些学科领域做了奠基性工作,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影响。     

燕赵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

燕赵文化是中国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慷慨悲歌、义无反顾,与时俱进、锐意改革是其基本内涵。燕赵文化精神现代传承的总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精华与糟粕的分辨,弃取行为的选择,须以对燕赵文化精神内涵的深入挖掘为基础进行理性分析与价值评判,而这仍将是一个有待穷尽的复杂课题。     

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中国哲学近现代发展的根本内容,它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相结合,这既使得西方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理论资源,使中国现代哲学家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又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其现代价值;第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这使得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深受时代文化大变革的影响,赋予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以现实性的特征。因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既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其过程、动力和表现形式又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     

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嬗变与前瞻

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具有和平主义理念、不懈追求统一和＂义战＂、＂慎战＂特征,并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发生着嬗变,逐步形成了＂和谐世界＂理念、因地制宜的统一观和新安全观等当代中国战略文化。当代中国战略文化将随着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在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和平发展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嬗变

20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经历了三次转型,以凯恩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两个方向对自由主义的新形式进行了探索,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进步的自由主义和保守的自由主义.20世纪末,"第三条道路"为自由主义建立了新的支点,经历了一个世纪分裂的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融合.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就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论战.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论战中既强调传统的生命力和文化的延续性,又确认民族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思想资源进行了吸收和超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论断.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与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道路.     

莱布尼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推崇

莱布尼茨继承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反对近代政治哲学将政治与道德和宗教相割裂的倾向,认为人的正义源于神的正义,为神的理性本质所决定.莱布尼茨将正义定义为智慧者的博爱,认为只有有德者统治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由此出发,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与政治,认为中国的天理就是西方的自然法,并希望中国和西方能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