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轻重》成文时期辨識

<正> 《管子·轻重》十六篇(本为十九篇,佚三篇)的成文时期,学术界分歧很大,大致有:一、战国时期说;二、西汉文景时期说;三、西汉武昭时期说;四、西汉末王莽时期说。“轻重”主要是阐明封建国家为什么和怎样全面控制整个商品流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除了人们已经揭露的事实之外,如果结合战国到西汉前期商业发展的一般情况,把《轻重》作者与贾谊、晁错二者的政治经济观点加以比较,说《轻重》成文于西汉文景时期,理由似更充分。我国在西周时期是“工商食官”,在贵族分封的等级结构中,职业的工商业者一般都是附丽于各级贵族而存在,并主要为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服务,不是独立的;真正的     

《管子》和企业经营谋略

《管子》是我国古代包含经济管理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书籍之一,而《管子》的轻重诸篇(汉代刘向编定为19篇,今存16篇),是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集中的部分。轻重各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问题,是关于封建国家管理、控制国民经济的目的(“轻重之势”)、手段(“轻重之术”)及其理论依据(“轻重之学”)的问题。经营谋略问题属于微观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轻重诸篇中涉及较少。但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轻重诸篇也还是包含着许多值得研究的谋略。     

《管子》轻重理论是封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

现存《管子·轻重》十六篇是一组经济论文。多数的学者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轻重诸篇很可能是稷下先生的集体创作,它以齐国为背景,着重记述齐桓公同管仲讨论国家的决策,中心议题是谈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为封建政权服务。我国古籍专论经济的文章不多,而讨论商品货币关系的更少。因此,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轻重诸篇尤其值得我们珍视。可是,长期以来它却受到一些抱有儒家偏见者的非议,视为“鄙俗”“琐屑”,甚至竟说:“《管子》之尤谬妄者无甚于轻重诸篇”。黄钟委弃,瓦釜雷     

管子行法思想初探

1 《管子·法法》篇是研究法的实行的专章,篇首即云:“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是说行法首先要法的内容合理。什么样的法才是“法法”?管子提出了:“因天地之道”的立法根本原则。在他那里,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充斥于宇宙万物之中,无穷无尽,无所不在。他说:“道者,成人之生也,非在人也”。(《管子·君臣上》,下引《管子》只注篇名)“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宙     

试论《管子·水地》中水本原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分析了《管子·水地》中关于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 ,认为对于管仲及《管子·水地》中水本原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应予以重新评价 ,提出《管子·水地》中关于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一元论形态     

论《管子》的结构特征

刘向整校古籍,根据各篇产生的时间及思想的真伪,多作内、外、杂篇的分类。《管子》一书中“内言”、“外言”、“杂篇”的分组也应如此。“内言”是思想源头,“外言”在“内言”的基础上形成并突出了法的思想,“杂篇”晚出,兼融道、法、农、阴阳等各家。《管子》中有“经言”一组,它是对“内言”的理论化、系统化,并上源“内言”,下启“外言”。根据“管子轻重”和“短语”、“区言”、“管子解”各组的性质,可分别与“外言”、“杂篇”并列。     

论《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

今本《管子》由西汉末刘向整理而成,全书原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等八组。其中有三分之一专论经济,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是我国古代一部最重要的经济巨著。     

对《管子》轻重理论的几点看法

《管子》轻重理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通过认识轻重理论,掌握轻重规律、运用轻重之术,对搞活经济和经济的管理与调节都是有益的。下面谈谈对轻重理论的认识和看法。 一、轻重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运用 1、《管子》的轻重观。 《管子》轻重理论中的轻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商品来说,是指商品价格的高低或贵贱。商品价格高或贵,就是“重”,商品价格低或贱,就是“轻”。二是对货币来说,轻重则是指它的购买力的高低或大小。货币购买力高或大,就是“重”;     

《管子》轻重篇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思想

《管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出现的一部宏伟的经济巨著①,在现存《管子》76篇中,大部分内容均涉及到经济问题,其中尤以《轻重篇》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最为丰富,从管理思想角度看,可以说是一部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管理学。其中特别是对商品、货币、价格、市场的管理讲得最多,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仅就“轻重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加以探讨。     

《管子》科技思想探微

《管子》是依托管仲之名而成的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部综合性巨轶，凡24卷86篇，现仅存76篇．《管子》一书论高文奇，内容宏富，涉及到政治、哲学、经济、军事、伦理、科技等诸多领域．笔者批对书中的科技思想作一纲目性的初探，以期从中探寻出中国古代科技精粹．一、农业科技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农业被认为是人们的生活之源，所谓“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春”（0管于·换度D；以下几引此书．仅注篇名．参见房玄龄注《管子1，上海古备出版社1989年9月版）．管仲亦持农本观点，指出“地者，政之本也，”管…     

《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管子·轻重》“穀”的经济意义

《管子》一书,旨在经济立国。《牧民》篇开首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轻重甲》更明白:“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管子的经济思想与孔孟的伦理规范,法家的法权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当代也值得批判借鉴。     

《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

在《管子》书中有一组引人研究兴趣的古文献,这就是《管子解》。《管子解》今存五个篇目、四篇解文:《牧民解》只有篇目,解文佚失;四篇解文是《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和《明法解》。《管子解》是一组什么性质的文献呢?郭沫若同志曾指出:“《明法篇》别有《明法解》,逐句解释,如一经一传,分明是师弟之间所传授的讲义录。”是的,《管子解》正如郭氏所说,是战国时《管子》原本编成书后,稷下学官传授《管子》诸篇的讲义录。为了探讨这部讲义录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及其著作者,特写成此文供研究者参考。     

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

本文认为《管子》“三匡”的命名分篇与简制长短无关 ,而有其内在意义。“三匡”之匡来源于对桓管功业“一匡天下”的评论 ,辅相、匡救等义只得其一偏。而“三匡”大、中、小的区分与《逸周书·文匡解》中的提法完全符合 ,不仅是“借用名词”而已。“三匡”是各自以正天下、正国、正民为中心 ,而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一组文章。     

《管子》的物质观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中的名言,见于卷首首篇《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轻重(甲)》篇中也有类似同样的话.这两千多年以前的言论,至今读起来还是那样令人信服.其原因是它在讲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体现了物质是基础,物质决定精神这一唯物的观点.所以它不论距离今天有多久,仍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永远不会泯灭.《管子》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管子》清楚人们首先需要吃、喝、     

《管子·轻重》的以利治民思想

《管子.轻重》从人性好利的理论出发,提出了系统的“以利治民”思想,它包括:垄断市场取利,控制粮食、盐铁和人民生产进而控制人民经济命脉,打击包括商贾和大夫在内的一切威胁君主取利的各种社会势力等。     

论《管子》的价格思想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伟大的经济巨著。在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其中《国蓄》、《乘马》、《山国轨》和《轻重》等十余篇则几乎全部是论述货币、价格、流通和财政等问题。因而《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书籍。在价格思想方面,《管子》对物价变动的原因、规律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国家干预物价的必要性及其对策等问题,均有比较深入细致的阐述和分析,在某些方面的见解是很卓越的。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进行剖视。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     

《管子》的人生价值观

《管子》的人生价值观邱文山在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管子》第一个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以下所引，只注篇名）这一思想的提出，使《管子》成为春秋战国时代人本主义思潮的思想先驱。《管子》的人本主义思想，集中体...     

论孔子的仁与礼学

一、论孔子的仁与为“仁之方”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仁相为表里的是礼。从《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思想,仁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大戴记·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从孔子全部思想来看,“爱人”,确是仁的最根本的意义。 孔子在答子贡和仲弓的问仁时,曾说到仁以及达到仁的“仁之方”,《论语·雍也》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