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幕与动因: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实证考察——兼及社会抗争

刑事社会抗拒是个体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抵制与拒绝,是一种由利益抗争演化而来的非现实性冲突。重大利益矛盾、抗争者的利益表达、强势方的持续打压和敌意释放是刑事社会抗拒演进的四个基本剧幕。而推动剧幕发展演进的基本动因是打压、合法性、相对剥夺感、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四个因素,它们交互影响并不断"形塑"抗争者的边缘化人格并被抗争者外化为不惜一切代价来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道义伦理展现方式。     

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研究

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因此,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应同时在公共政策的平衡治理、利益表达的理性回应和潜在行为者边缘化人格阻断3个维度采取有效措施。     

刑事社会抗拒的演进情境与动力系统研究——以两个个案为样本的分析

刑事社会抗拒是个体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抵制与拒绝。为了利益博弈,矛盾双方以表达与打压为基本手段持续展开对立性互动并伴随敌意累积、强化和扩散是刑事社会抗拒情境演进的基本模式。在刑事社会抗拒情境演中,打压、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共同构成了基本动力因子,动力因子间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建构起内在动力结构。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趋同性——从一则被害人谅解的故意伤害案例说起

刑事和解是在加害方真诚悔过、被害方充分理解并接受,本着自愿原则的框架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其旨意在于抚慰被害方的心理创伤,进而熨平犯罪给社会机体带来的伤痕。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而是旨在构建一个双方当事人充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对化解矛盾、消解积怨、预防犯罪衍生、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意义。当然,也需要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准确领会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用度,谨防将刑事和解庸俗化为＂花钱买刑＂的富人游戏。     

关于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几点思考

实行沉默权制度是联合国认可的刑事司法公正的最低标准之一。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固有的社会价值现念,有关刑事司法程序的法律规定,保持社会治安稳定所面临的压力等,都与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基本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应采取积极而谨慎的态度。     

冲突与整合──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分析

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这一文化主题使刑事辩护制度表现出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优秀文化品格，而这正是否定个人价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不能兼容的。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移植带来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并因此而决定了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然而，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刑事辩护制度上的对立和冲突毕竟已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尽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这场冲突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惯性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力量正在逐步消退，它的社会同情正在逐渐丧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法文化暗合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和文明审判的本土资源，从而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及适用新论——以新修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自被我国实务界采纳之日起,理论界就存在各种纷争:要不要实行刑事和解,要不要将重罪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死刑案件有无刑事和解的可能性等等。文章即从反对刑事和解的声音入手,以2012年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合理地分析刑事和解存在的必然性与现实性,并结合我国现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使得刑事和解制度与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与法治进程相适应,从而达到在刑事实体法价值确保的前提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刑事案卷:文本的规范与程序的控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审判仍是一种严重依赖案卷材料的书面审判方式,这与我国当前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尖锐冲突。这一冲突难以从制度上通过对案卷材料的"休克疗法"或所谓的调和路径加以解决。从相对合理主义的角度看,坚持平衡司法现实需要与程序正义价值诉求的原则,着手于刑事案卷制度本身的建设以适应实质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可能更为稳妥。刑事案卷制度的建设涉及对案卷文本界定、文本生成机制和案卷运行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建立,由此形成刑事案卷生成、运行的标准性和限制性规范,从而增强刑事案卷运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实现刑事审判程序正义价值。     

论刑事和解制度设置的原则和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是平衡被害人、加害人和国家三方利益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其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赖良好的程序机制予以保障.科学界定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区别,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构建与辩诉交易制度相配套的刑事和解程序,有利于增强刑罚可接受性,推进广义上的人权发展.     

"紧张"何以消解?——冲突治理的另类视角考察

非现实性冲突不同于现实性冲突,其实质在于"紧张"释放而非争夺稀有的资源或利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共物品缺失,导致人们生活意义和价值的部分失落,并部分反映为诉诸"紧张释放"的非现实性冲突.社会民谣作为一种社会自生的非正式表达方式,因其反映"大众"言说,具有"讽刺"属性和"剧场"效应,不失为一种消解非现实性冲突之"紧张"的可能途径.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契合

在当前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总是有一道让所有人觉得意欲避开不谈却又无法绕过的高压线,那就是刑事和解与当代刑法所必须具有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这两大基本原则是否有冲突。本文论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刑罚基本原则的契合,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存提供刑事实体法上的正当性理由。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质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但由于我国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产生冲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     

冲突与融合：论藏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藏区刑法实施与藏族传统习惯法二者兼容性的演绎最完美结合,应该是藏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在藏区的创建,必须符合藏族人民根本利益和构建和谐藏区的基本要求。构建藏区刑事和解制度,需要兼顾完善刑法体系内外两因素,对藏民族传统习惯法与国家刑法之间的冲突提供一个对话平台,为刑法和藏区习惯法相融合提供便捷途径,藏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亦是个循序渐进的＂融合工程＂。     

简析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与矫正

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及被滥用的情形，并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冲突入手，深刻分析其原因，最终为矫正刑事和解制度的滥用提出了方案：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一定范围内遵循一定原则来实施。     

法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态补偿制度悖论

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建立在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批判之上。生态补偿制度改革必须以生态补偿制度的现实性存在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生态补偿制度的理性分析,为新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与安排提供价值坐标,以保障生态补偿制度价值的实现。现行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着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诸多悖论,成为生态补偿实践产生冲突的制度根源,并已构成当前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践推进的严重障碍。     

如何实现“心的和解”——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困境及出路

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在于实现“心的和解”。“心的和解”包含大量的情感因素,这与理性设计的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着内在矛盾。作为回归实质合理性的制度安排,刑事和解制度仍会遭遇理性制度与生活世界的冲突,而使其运作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操作,应着眼于其正当性基础,促成“心的和解”,努力消解其不确定因素。     

刑事契约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互补与融合

作为一项利弊共存的制度,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矛盾与冲突,但是除去制度构造上的差异,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刑事领域的契约关系,蕴含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契约精神。以此为基础,两种制度相互融合、吸收彼此的合理成分及弥补相互的不足将成为可能,也代表着刑事契约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