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理想:无讼与教化的社会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话。但是,这句话恰恰说明,他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之后国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之目的,这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据此,“听讼”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乃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着眼来解决社会矛盾和…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与现代"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根源,通过统治者制造"无讼"的舆论、司法官员处理纠纷、封建政权的支持、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等途径得以产生.我们必须对"无讼"理念进行批判的继承,剔除其中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     

真理效用论及其与符合论的关系

本文认为,思想在经验世界中的有效性乃是真理的源始意义和真实意谓,符合论则是关于这一有效性事后给出然而逻辑在先的本体论解释.针对长期以来关于真理效用论的种种误解,本文一一加以辨正,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论证了效用论与符合论在"主客间性"层面上的统一性.     

无讼:专制王权的另一种表达与折射

无讼是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统治者的治理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厌讼、贱讼心理是长期教化的产物,盲目追求无讼的结果是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司法的盛行。"无讼"是王权与专制的另一种折射与表达。在新形势下,不能单纯地将无讼当作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累积矛盾,重视通过公正的程序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真理的"权威依赖"——"人的依赖"社会的真理存在

"没有历史"的真理,以社会历史为自己存在的历史.规定于社会的真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表达为不同的存在方式."人的依赖"社会的质是"权威依赖".在"人的依赖"社会,真理是"权威"的真理形式,"权威依赖"是真理"自已构成自己的运动"的现实性空间,"内在依赖"与"外在依赖"是真理依赖"权威"的基本形式,真理的"更替"依赖于"权威"的"更替".真理的存在依赖于"权威","权威"是真理存在的总体性尺度.     

早期国家形成模式中的“无讼”根源探微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因应"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此消彼长,愈加表现为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诉讼行为的评价。肇基早期国家的形成层面,在因强力而产生的"酋邦"中,被征服者的诉权遭到漠视,取而代之的是藉公权力规训下的"无讼"理念的兴盛。与此同时,运行于"酋邦"的专制权力鼓吹等级与名分,尤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就了"无讼"产生的土壤。此外,与"公共权力"相反,"酋邦"的本质是对他方权益百般压制与独擅政权的"家族权力"。而这宣告了"无讼社会"的来临。约言之,与"部落联盟"相较,"酋邦"起源于"强力"、存在"专制权力"、以"家族权力"为本质等特征"注定"了"无讼"产生的历史条件,是"无讼"最深层次的根源所在。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论传统的结构

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传统之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就在于其内部结构的独特性。人作为传统的主体,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构成传统的主干;人们之所以遵守传统,乃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是真理、权威,真理和权威构成传统的核心;若要传统客观化、具体化,就必须通过外在的实体物质,而这些外在的实体物质则成为传统再现的载体。     

东方人"厌讼"吗?--对当代中国、日本低诉讼率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法律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东方人具有"厌讼"的传统心理,并以为现今东方国家(中国、日本等)表现出的低诉讼率应主要归结于此.本文指出,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兼顾文化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造成东方国家低诉讼率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东方人的"厌讼",而在于制度、社会机制的障碍,如诉讼在整个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所处的地位不高,法官、律师人数不足造成的诉讼迟延、公众难以形成诉讼动机等;诉论率是一个中立的指标,不应作为公众法意识、权利意识现代化的标尺;等等.     

关于真理问题的几点思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当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本身,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无论是对"实践"概念的诠释,还是分析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确存在不能自洽的逻辑问题.真理应该是不同理论,尤其是相互对立理论的沟通、对话、激荡、兼容和吸收的结果.真理的发现与真理阳光的普照则依赖于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无讼"根源之探讨

"无讼"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理念现象.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统治等方面分析其形成的根源.     

在"大写真理"面前应该谦逊

大写真理乃是哲学真理,是关于真理的真理。我们今天还远未完全达到大写真理,离大写真理还有很漫长的路程。我们在大写真理面前应该谦逊,在达到哲学真理的过程中,应该谦虚冷静,奋发前进,永不停息。     

试论认识的鸿沟与"虚拟"真理

现象是沟通自在世界的信息中介.种种真理观的分歧追溯原因不外乎是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或观察到现象背后的存在,也就是说,现象与自在世界之间横亘着认识上的鸿沟.应当说,在人的眼中,世界发生了分化.真理是在多级中介中、依中介之性质被中介所建构、虚拟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息体.真理达以物质世界存在着三道鸿沟,而要达到属于相对真理的"一个"真理也必须经过一个"多元化"的过程.     

言语道断处思维路绝时--海德格尔与艺术真理的重新划界

海德格尔对于西方思想传统来说,一个飞跃性的认识是,重新区分了知识与真理.西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以后就走上了一条弯路,一条遗忘存在真理的弯路,一条与科学争夺同一个"真理"的弯路.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与事物符合的知识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它直接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存在之真理不能用科学实验与理论推理的方式来获得,海德格尔发现了诗和哲学的"思",可以建立存在之真理.     

魏晋清谈：语言游戏——以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为视角对魏晋清谈的分析

以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观之,魏晋清谈是一种充满艺术气质的严肃的学术社交活动,是一种语言游戏,魏晋士人在这种基于"问-答"结构的语言游戏中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追求不同于儒家价值和真理的另一种价值和真理.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四种论述

对自由的考察贯穿于海德格尔哲学运思的始终.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起初被揭示为此在向世界的超越,并显明自身为源始的根据.随着存在之思的转向,自由问题相应地由存在之真理来入思,并最终被显示为本有居有中澄明的自由之境.海德格尔的追问呈现出在本质上关联于存在的自由的本然事态,作为本有之居有运作的源始自由乃是与存在、真理相等深的"原事件",形而上学的自发性自由概念即奠基于此.     

“真理符合论”的再探讨

真理问题是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真理符合论"又是真理观内部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所谓"真理符合论"即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符合.海德格尔认为符合无非是一种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符合,符合既指外观的一致,又指对象之间的符合,而真理是存在的去蔽或无蔽,是一种澄明的运动.当然,任何理论都有缺陷,"真理符合论"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反真理符合论"派对其做出了系统的论证.     

当前我国农民"轻讼"意识的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普遍存在着“轻讼”意识。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农民“轻讼”意识的文化渊源,农村“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农民“轻讼”意识的社会基础,部分国家法在农村现实中的“水土不服”是农民“轻讼”意识的法律根源,农村经济滞后状况的制约是农民“轻讼”意识的经济基础,司法诉讼的内在弊端是农民“轻讼”意识的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