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早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渊源

何其芳的早期诗歌,主要指的是一九四○年他在延安时凭记忆默写出亲自编辑成的《预言》诗集中的诗歌。这个诗集基本上包括了他早年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中的《燕泥集》,和他自己的《刻意集》中的诗作。这看来是经过他有意筛选的。因为从近来找到的他发在《红砂碛》、《新月月刊》、《西湖文苑》、《新时代月刊》、《文艺月刊》、《华北日报副刊》、《万县民众教育月刊》、《文丛》、《成都社会日报》……等报刊上未被选入《预言》的诗看来,还没有突出的超出《预言》水平的诗篇。     

关于《<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的信

学报编辑同志: 转来易明善同志《<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一稿,匆匆拜读,深受教益。易明善同志查阅了许多史料,并作了一些信访,据此辨正了拙作《何其芳评传》在运用史料方面的一些失误之处,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此我要诚挚地向他表示感谢。在此之前,我还     

《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尹在勤同志撰写的《何其芳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何其芳生平和作品的专著。这部专著鲜明地展示了何其芳生活道路和文学生涯的一个相当清晰的轮廓,如实地评价了何其芳的文学成就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部专著在史实方面也是引人瞩目的,作者提供了何其芳生平活动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其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读何其芳的一封未刊书简

几年前,我开始对何其芳的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并着手编选《何其芳研究专集》,得到了沙汀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沙汀同志不但为我审阅文稿、订正史实,而且把他珍藏多年的何其芳给他的书信原件,特地托人带交给我。笔者征得沙汀同志的同意,现将何其芳致沙汀的一封未刊书信公开披露,以飨读者。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者参考,现将与书信有关的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和评介。     

《论阿Q》的理论贡献——试说何其芳的阿Q典型研究

《论阿Q》,何其芳同志这篇重要论文发表至今,已有整整三十个年头了。三十年来,鲁迅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何其芳同志文章中所着力研究的阿Q典型问题、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三十年风雨,也淘汰了不少过眼烟云般的应时之论。而《论阿Q》仍然闪耀着理论的光芒。这是一篇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的理论家的认真之作!倘若何其芳同志九泉有知,他完全可以欣慰地说:“我对得起历史,我的探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戏剧运动的出路》:新发现的何其芳佚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社论:《戏剧运动的出路——戏剧节献辞》。据笔者考证,这篇社论系出自何其芳的手笔,是过去未经发现的何其芳的一篇佚文。现将笔者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陈述于后。 (一)从何其芳在重庆《新华日报》主管的工作,推断《戏剧运动的出路》这篇社论系何其芳执笔写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何其芳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负责撰写思想、文化方面的社论。这一情况,是当时重庆《新华     

生活的赞歌——介绍何其芳同志诗二首

一、殷切的希望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是何其芳同志1942年在延安时写的两首抒情短诗。作者以清新的格调,饱满的 诗情,歌颂人类充满希望的前景,赞美无限广阔而又丰富的新生活,显示了诗人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臧克家同志在总结新诗发展道路、为青年编集的《中国新诗选》中,收     

论何其芳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兼评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说

<正> 何其芳同志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是一个在当前必须说清楚的题目。人为地阻止或平息这种评说是不明智的,也是阻止、平息不了的。譬如一九八一年就曾因对红学三十年的评价(自然也包括对何其芳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而在《文学评论》与《红楼梦学刊》开展了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刚刚展开据说就被人为地阻止了。但论争却并未平息,此后报刊上还常常揭载这方面的文章。最近在武汉召开的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就涉及了李希凡、何其芳等人的评价问题,预示着一场讨论范围更广、更大也更     

何其芳的《预言》

1945年是诗人何其芳的重要年代.在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预言》(二月)和《夜歌》(五月).两个集子,也就是何其芳自编的全部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只是《夜歌》的改版).《汉园集》和《刻意集》虽然比《预言》早几年问世,但前者是三人合集,后者则是何其芳的一本诗文合集,诗的份量也并不重.《预言》除收入新作,几乎囊括了《汉园集·燕泥集》和《刻意集》的全部诗     

年轻人与年轻人——读何其芳的两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何其芳同志是诗、文、评论名家,小说非其所长。然而,仔细检读这位严肃认真的作家的两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这对于一个作家的全人全文的认识,对于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文学现象的认识,也自有意义。 他留下的两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一是一九三六年春在天津写的《浮世绘》,在一九四○年第三版的《刻意集》中刊载了四个     

《画梦录》:天籁的寂寞

《画梦录》：天籁的寂寞●罗勋章提起中国现代散文，就不可忽略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它优雅而细腻地描述了寂寞这样一种人生情绪。在这本薄薄的散文集中，寂寞像一种氤氲之气，渗透在文集中，是内容，是形象，也是语言和它的节奏音响。这种感受用何其芳的话说就是：...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车耀先与《语言》

今年十月,是车耀先烈士殉难四十周年,为追忆和缅怀先烈,谨以这篇短文奉献于这位自觉的、高尚的共产党员;也为烈士的生平事迹提供一段补遗和佐证。三十年代,车耀先同志在成都主编过《大声》、《活路》、《图存》等革命刊物。在此之前,车耀先还同成都教育界人士张良卿、卢剑波合作,出版过成都最早的一本文字改革期刊《语言》。本文记叙的就是车耀先于1935至1937年在成都的早期进步文化活动,和《语言》在成都诞生到停刊的这一段史实。     

何其芳的艺术典型观浅论

一种新的文艺观点的提出,往往要经过长期的争论,并得到文艺实践的检验,其正确性才能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何其芳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典型“共名说”的新观点,以反潮流的精神冲出了庸俗社会学的迷宫,它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到了今天,对它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意见。因此,进一步阐发何其芳同志在典型理论研究中的贡献,无论是对何其芳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是对新时期典型理论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何其芳同志对典型理论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建国以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在艺术典型研究上流行的研究方法,是从共性和个性     

毛泽东在南宁

1958年11月25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1月12日写的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信,发表了由《广西日报》记者赵黄岗拍摄的“毛主席在今年(1958年) 1月22日由刘建勋同志陪同和南宁市人民见面”的照片(见本刊本期52页照片“接见群众”),发表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为《新闻战线》写的《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的文章及《广西日报》社论《给读者》。这对于广西来说,是一件重大的史实,为此,我们参阅了《韦国清上将——广西主政二十年》、《毛泽东与广西》等书籍并采访了当年有关人士,写成了《毛泽东在南宁》一文,以飨读者。     

论何其芳的《刻意集》与《还乡杂记》

《刻意集》与《还乡杂记》在何其芳较为漫长的散文创作历程中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不仅因为这两本集子既带有他前期散文集《画梦录》那种疏离现实、迷恋自我的特点,又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他后期散文集《星火集》所具有的参与社会、向往革命的思想意向;更重要的在于这两本集子集中展示了处于人生转折期的作者所特有的那极为复杂矛盾、深奥玄秘的心理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作者的散文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双重变奏的内在心理依据。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何其芳的《刻意集》与《还乡杂记》,必然会     

慈禧下不赢的一盘棋

晚清社会有点儿怪,一方面政治糜烂、民生凋敝、时局混乱;另一方面以监督为天职的报业相当繁荣,《苏报》《中国日报》《京话日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大公报》《日日新闻》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纸媒。     

评四十年代中期国统区的一场文艺论争——王戎与邵荃麟、何其芳争辩新识

1945年—1947年,由《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的讨论,引发了王戎、冯雪峰同志与邵荃麟、何其芳同志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论争。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重要论战.这次讨论,当时以邵、何观点获胜,王、冯观点受挫而告终。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是贬王、冯而褒邵、何.这是不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