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周易》象数论

<正> 漫长的易学发展史上,形成两大基本学派。汉代易学家注重象数分析,孟喜、京房、郑玄、虞翻等人,先后创立所谓卦气说、纳甲说、爻辰说、八宫世应说等,形成《周易》象数学派,汉代象数学派,热衷于象数推衍而忽视对《周易》哲理的阐发,故王船山抨击之曰:“术数兴则易理亡。”魏王弼、晋韩康伯注《易》一反汉易烦琐象数之风,扫象而言义理,以老庄思想说《易》,遂开《周易》义理学派之先河。自此,象数义理二派,互为水火,易学研究,不无偏颇。王船山治《易》,坚持新的易学方向,超越象数、义理二家藩篱,将二者融会贯通,以象明     

易学思想的不同表述:象数与义理之争

象数派与义理派作为易学流派的基本构成形式,有着特定的历史形成原因。象数派与义理派在先秦易学中虽然并未出现分化,但是已经蕴含了分化的内在可能性和必然性。象数学表述方式主要从历史之维,采取"义理还原"的方法;义理易学则预设义理表述方式的优先性,贬斥象数方式的无效性,采取直接表述易学思想的方式。彼此争论的焦点是象数与义理表述方法的有效性问题。象数学派认为象数学表述方式乃易学独具的表述方式,是易学思想表述的根基,无法舍弃;义理派则认为象数学表述方式限制了易学思想的表述,从主体建构角度舍弃了历史之维,采取悬置或者舍弃象数的方式,直接透过文辞来获得易学思想。     

读荀、虞《易》之管见

象数易学发展到东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学派林立,传《易》者绵延不绝,“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易学家们为了寻找《周易》卦爻辞与象之间一一对应关系,不惜绞尽脑汁,或旁征博引,或借数立象,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流及于虞翻,而约象互体,半象变爻,曲以象物者,繁杂琐曲,不可胜纪。”(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三章》)故虞翻成为汉代象数易学巨臂和集大成。虞翻易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汉象数易学的终结。 然而,虞氏博大的易学体系,与其它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晶。是在承袭汉易旧说的基础上,引而伸之,阐发和建立起来的。其中作为东汉三大家之一的荀爽易学,就是虞氏易学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点,从虞翻对当时易学家的评价即可看出。虞氏遍览汉代诸家易说,并皆有评论,唯独赞赏荀氏易学。他说:“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     

圣人与乾坤:易学史上的象数与义理分途初探

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的分途,其实质是其所表达的义理究竟是圣人的义理,还是乾坤或者说卦爻象数的义理.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分别代表着圣人神明与乾坤大旨两种不同的易学旨趣,后者意味着象数的神明,象数繁芜却义理平实而易于把握;前者则彰显出圣人之意幽微难测,其旨玄奥高远而切己受用,这就是不同的易学旨趣所导致的象数与义理的分途.     

“卦气”溯源

本文考证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 ,其源出于先儒古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 ,均有“卦气”说的思想 ;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之名 ,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析”“因”“夷”“” ,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 ,由此可知“卦气”说渊源久远。作者强调 ,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 ,象数含蕴着义理 ,义理脱胎于象数 ,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特殊阐述方式     

“象数”与“义理”体用关系辨析

＂象数＂与＂义理＂是易学的两大构成要素,而目前学术界对二者的涵义及其关系剖析较为清晰的文章较为少见,故文章首先分析了＂象数＂与＂义理＂各自的涵义,归纳指出＂象数＂主要有＂符号象数＂和＂事物象数＂两层涵义,＂义理＂主要指易学的文意哲理;然后探讨了＂体用＂涵义这一对哲学范畴的源流概况;最后力求客观公允地从三个角度定评了＂象数＂与＂义理＂的体用关系。     

明代福建易学述要

明代福建易学的主流是阐发程朱传义,以蔡清<易经蒙引>为代表的"清源学派"易学,成果卓著,影响遍及全国.另一方面,明代福建易学成就又展现了多样化的特色:以苏浚<生生篇>为代表的心学派易学,以李贽<九正易因>为代表的义理易学,以魏浚<易义古象通>、黄道周<易象正>为代表的象数图书易学,以何楷<古周易订诂>为代表的集解派易学,都为构建明代易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体用互构性关系

象数派与义理派是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它们从不同的思维形式对《周易》文本进行了解释,而在体用关系上,两派中的“象数”与“义理”体现了一种互构性的关系。在象数派那里,是以“象数”为体,以“义理”为用;而在义理派那里,是以“义理”为体,以“象数”为用。     

方以智的易学观

方以智在易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融贯象数、义理诸家之说,鼎薪炮药,创一家之说,形成内容十分丰富的易学观。方以智以先天易学为《周易》之根源,对河洛中五说和先天图说进行了阐释,在解易方法上主张义理与象数兼用,方以智易学思想与"均的哲学"相通。方以智易学观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及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     

以象数扫落象数——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的变革

王弼《周易注》突破了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观下"占验灾异"与"推象通辞"的"象数",主张"随义取象",注重卦时与爻变,以自身玄理下新的象数,代替了汉儒烦琐推衍的旧象数,纠正了汉易"义理出于象数"的颠倒思维。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突破的核心,不在一卦一象的解释,亦不在所谓不论"互体""卦变"等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整个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