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充关于归纳方法的逻辑思想

王充是我国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的著作据称有多种,但流传至今只有《论衡》一书。王充在《论衡》中阐发的关于论证的逻辑思想,其中特别是对于归纳方法的探索和实践,是对我国古代归纳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王充归纳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及基本特征。 《论衡》是对东汉时期天人感应论和纬迷信泛滥进行激烈抗争的产物,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王充曾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论衡》的宗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日:疾虚妄。”(《论衡·逸文》,以下凡引《论     

论王充对孔子及儒家学派的评价

由子王充在《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两篇文字,就误认为王充是反孔、反儒的,其实,这是以偏概全,很不公允的评论。秉公而论,王充不仅不反孔,而且也不能笼统地说他反儒。本文准备以《论衡》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论证一下王充对孔子和儒家学派的评价,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充与辨伪

王充(公元27年——约96年),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他“受业太学,师奉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王充传》)。一生“仕数不耦”(《论衡·(?)纪》),曾做过县郡掾史小官,最后位至扬州治中,主管众曹文书,亦不过一个百石小吏。后(?)官居家,从事著述。王充的主要著作有《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生》四种,只有《论衡》传下来,并且原来八十五篇中又佚失《招致》一篇。《论衡》中的《对作篇》,相当于《论衡》的自序,此篇关于《论衡》的写作宗旨,交代得十分明白,如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虛伪之言胜真美也。……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是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又说:“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虛”,“《论衡》实事疾妄”。可见《论衡》是针对世上的伪书妄说而发的。《论衡》的批判锋     

论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不在今本《论衡》之中——朱谦之《王充著作考》商兑

王充的著作中,有《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除《论衡》外,其他各书均不见流传,故自古以来都认为是亡佚了。今天我们对《论衡》以外的王充其他各书能有所了解,主要靠《论衡》中的只言片语。然而,朱谦之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文史》第一辑上发表《王充著作考》一文,却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今本《论衡》之中已经混合了《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所以王充的这些著作实际上并未亡佚。《论衡》一书曾经过三次撰集,定本《论衡》则为其最后之撰集。三     

“论贵是而不务华 事尚然而不高合”——《王充与中国文化》读后

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 ,东汉的王充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得官不欣 ,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 ,居贫苦而志不倦”。博览群书 ,“考论虚实”,以求“没华虚之文 ,反敦庞之朴 ,拨流失之风 ,反宓戏之俗”,结果写成《论衡》一书 ,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 ,留下了一枝奇葩。这使得海内外学术界 ,既关注王充这位奇人 ,又关注《论衡》这部奇书 ;围绕王充其人其书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李维武教授的《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 1 0月出版 )一书 ,即是一部关于王充思想研究的新的力作。《王充与中国文化》,作为一部形成于新旧世纪之交的…     

王充：逻辑主义者

国内学界一直将东汉思想家王充界定为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但是,从王充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论衡》来看,我们既不能说王充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至少是相信为唯物主义所反对的“命定论”;也不能说王充是无神论者,因为他只是在以一种有神论来反对另一种有神论而已。确切地说,王充是一位逻辑主义者,因为他在《论衡》中主要采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思想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说理论证。总之,就《论衡》而言,王充根本无意于要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以及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作出抉择,他只是非常朴实和认真地对当时流行的被他认为是“虚妄不实”的言论进行逻辑上的驳斥,即揭露这些言论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

王充与《论衡》在现代学者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不少清代学者对该书却非常冷漠,他们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与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被视为毁谤圣人的悖逆者;加之乾隆皇帝明确表态,将王充和《论衡》在政治上判了"死刑",致使《论衡》在清代,既无善本,亦无一个完整的校注本。     

评《问孔》《刺孟》

《问孔》和《刺孟》两篇文章,是选自东汉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著作《论衡》中的第二十八篇和第三十篇。《论衡》,是一部充满唯物主义思想,富于战斗精神的光辉哲学著作。全书现存八十四篇。其中对流行一时的神鬼迷信、汉儒思潮作了有力的批判。对孔孟之道以及董仲舒之流所宣扬的“天人感应”、“王权神授”、“圣人造世”、“先知先觉”等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论衡》中,王充用唯物主义观     

《论衡》中的空间叙事

王充本着"疾虚妄"的叙事目的和"求真实"的叙事态度创作《论衡》,叙事形式富于逻辑性,三者共同构成了《论衡》"是而直"的叙事空间,体现了王充理性思维模式。在其作用下,王充重新构建了物理空间和伦理空间。王充的理性思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衡》中的空间叙事

王充本着＂疾虚妄＂的叙事目的和＂求真实＂的叙事态度创作《论衡》,叙事形式富于逻辑性,三者共同构成了《论衡》＂是而直＂的叙事空间,体现了王充理性思维模式。在其作用下,王充重新构建了物理空间和伦理空间。王充的理性思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充真善美说述评

王充是东汉初年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据记载有《六儒书》《政务》等多种,留传于后世的只有《论衡》一书。《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另有一篇有目无文),均为王充所作,它是研究王充学说的可靠材料。《论衡》一书所论述的内容极为     

《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

《论衡》是研究汉代越文化的重要资料。《论衡》中丰富的禹资料对于汉代禹文化的流传与演变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王充对禹感生说作了批判,认为禹治水所受洛书是《洪范》,《山海经》为禹治水时所作,但否定会稽山得名和禹葬鸟佃等有关于禹的传说。《论衡》中的禹形象展现了王充性格与思想的特征,即质实性、批判性和立异性等。在很大程度上,王充依然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守望者。     

《论衡集解》正误

东汉王充所著《论衡》,向称难读之书.近人刘盼遂先生搜罗前人对《论衡》一书的研究成果,合诸己见,费时七载,著成《论衡集解》.该书对《论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理爬梳,见解颇多精当,是目前流传较广,校注较为精细的一种读本.笔者研敕《论衡》数年,发现《集解》中仍有不少问题尚待商讨.曾先以《<论衡集解>若干词语校释的商榷》(载《河北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为题,,指出《集解》中现有《论衡》原本不误,而《集解》误校的问题,凡二十三条;后又以《<论衡>注解补遗》(系     

王充论“奇”——读《论衡·超奇篇》札记

王充《论衡·超奇篇》,在我国思想史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有着重要价值。可惜历来对这篇奇文注意不够,即使论及,亦语焉不详,或未把握住要旨。《超奇篇》内容丰富,思想警拔。王充综观汉兴以来一代学术,分析、品第了汉代知识分子。所论作者,上自汉以前的孔子,下至“生于今世”,与王充同时同地的周树(长生),举凡书奏、史传、论说、辞赋,无不涉及。因此,有人认为《超奇篇》是我国文学批评“作家论”的滥觞。事实上,《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篇》已开作家通论先河,《淮南子·要略》继之,史迁《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再扬其波。王充《论衡·超奇篇》提到的作者虽达廿一人之多,其主要目的还在于通过某一     

简评王充《问孔》、《非韩》、《刺孟》

本文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王充《论衡》一书中的三篇重要论文《问孔》、《非韩》、《刺孟》,指出王充不仅是遍览诸子百家的学者,而且是好学深思的哲学家,不盲信,不盲从,具有独立思考的可贵品格,敢于对当时人们奉为权威的孔孟提出批评,具有启发性。另一方面,王充并非盲目反对前贤,从总体上说,他积极吸收孔、孟、韩的思想,因此后人指责王充“诋毁圣贤”是没有根据的。     

《淮南子》的文艺心理学思想

在汉代,《淮南子》和《论衡》是两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美学著作和文艺心理学著作。《淮南子》“旨近老子”(高诱:《叙目》),王充的天道自然思想“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都是推奉老子,崇尚“自然”而批判汉代官方的宗教神学体系,而魏晋南北朝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否定孔子而回复老、庄,是通过《淮南子》和《论衡》     

《论衡》的文学思想探析

《论衡》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政论散文著作,探析其文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论衡》的文章写作意义极大。《论衡》的文学思想是在王充朴素的科学精神,即"疾虚妄"式的批判、"求真美"的价值取向下形成的,突出表现为"为世用""求真美"的特点,并由此派生出王充的文章观。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王充的史学理论──王充系列研究之一

王充的史学理论──王充系列研究之一郑先兴王充不是一个史学家，没有专门的史著。但在《论衡》一书里，他曾多次谈论史学和史家。＂据粗略统计，《论衡》里提到司马迁的地方共有４３处，提到班固的有１０处，班彪的有７处，周长生有５处，至于圣人孔子，提到的地方那就更...     

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尽管“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但这种书写现象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这一官修史书，值得深思。以往学者无论从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从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谈及这一问题，都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学说，但在具体论证中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特别是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及，汉代“变复之家”积极宣扬德化变复思想，使得蝗虫从“灾虫”化为“神虫”，这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的王充，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也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