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产权关系的法律学分析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需要科学产权理论的支持。公司制企业的产权关系表现为股权与法人财产权。本文试以公司法人制度理论和法人财产制度理论为基础,从公司企业产权的产生和公司企业产权的内外部关系入手,以新的视角分析了公司产权法律关系的实质,即股权与法人财产权都是新的财产权利形式。这一对新的法权必将会丰富我国企业产权的民法理论,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必将对其作出立法层面的反映。     

公司治理结构与产权关系

公司的治理结构不仅是公司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而且是公司产权关系人格化的体现。本文结合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制的实践,从产权关系上对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及监事会的权益、职责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对其人选和运作方式作了论述。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角度论证分析后认为:国有产权人格化是可能的。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农户产权残缺分析

本文以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关于农户产权残缺的具体分析为基础,说明了引起农户产权残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农村集体在征地过程中角色错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缺失以及缺乏维护和保障农户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认为当前农户土地产权残缺严重损害了征地农户的土地收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最后指出从改革土地产权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和建立司法救济制度角度解决农户产权残缺这一问题。     

论机构股东产权契约特征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机构股东产权契约是机构股东的各产权主体按照平等、自愿和公平等契约原则就产权的界定、调整、分配、转让与履行达成的契约关系。机构股东的产权契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代理优势,但代理链过长会增加交易费用。机构股东产权契约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比较分析

现代契约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近年来也已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围绕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诠释,不同的契约理论分支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对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理论框架在关于公司治理结构这一问题上的差别和融合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对不同契约理论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给子了简要的评述。     

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的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全国26省（市）农户的调查

农户的行为能力是土地产权实施的重要方面。以行为能力理论为基础,采用全国26省（市）农户调查的数据,构建了一个由3类能力与5类农户组成的“3×5”的分析模型,测度和分析不同农户在土地产权实施中行为能力。基于行为能力的测度量表与农户问卷数据分析表明：5类农户表现出不同的产权行为能力强度和结构性差异,中间户与偏非农户的土地产权行为能力表现出相对强势的特征,而纯农户、纯非农户与偏农户表现出相对弱势的特征,其中纯农户的土地产权行为能力最弱。并分析了成因,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选择性干预的政策建议。     

农民宅基地产权要素认知与流转意愿调查——基于广东省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广东省19个县(市、区)34个行政村544户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群体农民对宅基地产权要素的认知及其宅基地流转意愿.结果表明:55.98％的农户对宅基地所有权归属认知错误,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纯收入与农民的宅基地产权要素认知呈正相关;73.68％的农户愿意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农民的年龄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呈负相关,文化水平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呈正相关,家庭年纯收入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不相关.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研究——基于企业产权契约演进的视角

介绍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取决于反映企业本质的企业目标.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从企业产权契约的角度对企业本质进行了深刻揭示,透过企业产权契约演进这一新的视角将有助于正确把握财务管理目标的变迁.分析表明,企业应根据适合环境和相应企业产权契约模式的企业目标,确定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而现代企业产权契约的多元激励需求必然要求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将趋近于利益相关者主权模式.     

信任、关系承诺对信息共享及联盟绩效实证分析——基于“公司+农户”的农户视角

构建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联盟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广东省和海南省462户农户为调查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公司+农户"伙伴间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对关系承诺、信息共享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承诺对信息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对联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农业企业管理者不仅要重视与农户建立高水平的信任与关系承诺,而且要善于与农户进行信息共享来提高企业绩效。     

“公司＋农户”模式中畜牧业农户的利益损失——基于社会结构理论的视角

＂公司＋农户＂的生产组织模式对畜牧业农户生产虽有一定帮助作用,但从社会结构理论视角的分析显示,原本有着一定社会资本、属于农村农业优势群体和有着充足劳动力资源的农户在与经营畜牧业的公司进行合作后,同时也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破坏。农户不得不面临家庭周期性变化和公私账户博弈所带来的损失,逐渐沦为市场经济的底层并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最终可能成为农村中的边缘群体。     

户籍改革背景下农民集体所有权与收益分配权制度改造研究

由于农民在集体所有权中享有的权利不清晰、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成员权以户籍为标准确定,导致落户城镇后农民享有在集体财产中的权益存在制度障碍。户籍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求不能损害进城农民在农村的产权权益,为此要改造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制度。集体所有权的初衷是维护每个集体成员的利益,因此要虚化集体在权利主体中的地位,将集体财产所有权中更多的权能直接赋予给农民。而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收益分配权要设计成与户籍相脱离的独立权利,并构建专门的实现和救济制度。     

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模式的探讨

从龙头企业与养猪农户利益联结的内涵出发,在对现有7种利益联结模式进行剖析基础上,指出我国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应以“公司 基地 农户”或“公司 园区 农户”联结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作为补充的结论,并阐述了相应理由和运作实施条件。     

唐代税制改革对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税制改革重大变革的时代,由秦汉时期的税"丁口"向税"资产"过渡,征收内容也由征收实物向货币形式转变,并最终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税法形式具体下来。新的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家庭负担,对唐代农民家庭结构、农民家庭产业调整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农民经营方式向多样化发展,并向货币形式渐进。因此,唐代的税制改革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税收模式的先河,并对农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分层具有重要影响。     

论政府对农民工的权益维护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长久以来，农民工在维生与维权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他们公认的弱势地位，导致农民工往往为了维生而放弃维权。然而，哪怕是起码的维生也很难得以保障，这也成为制约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当前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的几个缺失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利益取向的偏离、政府介入的非程序性和非合理性。提出对政府未来在农民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几点思考。     

从以人为本理念析民工工资优先清偿

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十分突出 ,严重损害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发展权 ,也妨碍了我国经济的有序发展。我国为民工追索工资的法制措施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以人为本 ,提升工资债权的法律地位 ,简化追索工资的诉讼程序 ,便利民工维权 ,是防范拖欠民工工资现象、保护民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文明的根本措施。     

"农户+龙头企业"模式契约稳定性

"农户+龙头企业"模式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最主要的一种模式,克服了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小而散"的弊端,使单独分散的农户与相关的龙头企业联合起来,建立起新型合作关系,提高了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农户与龙头企业地位明显不对等,随着市场的波动,其签订契约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得出违约金的提高是保证契约稳定性的一个手段;而农民合作组织的介入,可以契约稳定性,从而保障了农户利益.     

农民工受歧视的二元制度分析

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却非常严重,既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教育歧视,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为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应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加快制度创新,创建平等的就业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维护,这与政府行为的弱化有密切关系。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而最重要的是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强化自己的行为,使农民工的权益切实得到保障。     

农户借贷过程中信任机制的构建--一种基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

农户“借贷难”产生的根源在于借贷过程中信任的匮乏。从农户借贷过程中信任的形成机理出发,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提出构建信任机制的四种方法,并指出构建信任机制的三点配套措施。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