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在我看来,狭义的文艺学是指文学理论,而广义的文艺学,或者文学学,则涵盖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以及与之相近的文艺美学和比较文学.     

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

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有人进行反思.反思就是对现有的状态不满,想办法把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推进一步,这对文艺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

近年来,学界对文艺学学科是否应当引入文化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产生了争论.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守住文学学科的疆界,而在于文学价值观念的差异.应该说文化研究引入文艺学研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中国开放以来,大众文化兴起后文学的发展状况的.     

为中国“文艺学”正名

"文艺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科。从名称上看,它不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并不对应于西方学制里的任何一个学科,而多少类似于西方的"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这两门学科。中国的"文艺学"建树有一个"苏学南下"的路线。它的实质,应是包括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方面的广义上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研究。这一点亦可为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想"的有关论述所证明。近年来文化研究勃兴后,文艺学见证了自身内部的文化转向。虽然当今主导传播形式的多样化所导致的纸质文学市场的锐减有它的必然性,但传统的印刷载体文学在今日网络时代中并非已成明日黄花。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对此表明的立场,应能澄清国内学术界每每把他当作文化研究的代言人、鼓吹文学研究改弦易辙所造成的误解。     

纸媒文学·数字文学·文艺学边界

在今天的数字媒介文化语境中,一种不同于传统纸媒文学的新兴文学形态——数字文学在迅速崛起.当代文艺学要获得与时俱进的品格必须"越界"和"扩容",但不是把各种流行文化、日常审美形态、泛艺术统统纳入文艺学研究范围,使文艺学演变为文化研究和泛化的艺术研究;而是突破仅以纸媒文学为研究范围的传统边界,把数字文学也正式接纳为文艺学研究对象,从纸媒文学与数字文学叠加共生的当代现实出发,重新设定文艺学的相关理论问题.     

当前文艺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全国文艺学前沿问题与文艺理论教学”高级研修班研讨纪要

20 0 2年 6月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重点学科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共同举办了“全国文艺学前沿问题与文艺理论教学”高级研修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的 2 0余位著名学者 ,与分别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 70余名教师 ,相聚北京雅园 ,共同探讨当代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在这次研修中 ,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陈传才、金元浦、王岳川、程金城等人主持了各次研修与讨论 ,专家们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大量问题 ,并与大家展开了交流、碰撞、辩论与对话。专家们分别就文艺学各种前沿问题向学员们做了精要的介绍 ,并将各自对文艺学前沿问题的理论思考传达给学员们。研修班其间大家还就文艺理论教学的改革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民间文艺学:构想与建构

对于民间文艺学学科框架的构拟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作者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可表述为:秉持民间文艺学"文学——文化——生活"三位一体的学科立场;坚守"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口头范式为研究范式"的核心学科本位;倡导"审美——阐释——理解"分层次多向度的研究路径;借鉴并互补文艺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学术取向与多维度交叉研究。     

重审学科:文艺学与文化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成为国内文艺学学科反思的热点.当下西方文论界发生的从"理论"向"后理论"的转向提供了重审学科的新契机.对现代学术体系内学科层级关系的考察有助于看清文化研究崛起的真相,知识生产力的大扩张以及加剧的创新压力更是其动因.然而,文艺学原有专业课题不仅其创新潜力并未用完,而且由于文化研究所造成的忽视更凸显了其呼唤创新的急迫性.在"后理论"时期,重返学科本位和文学焦点是可以期待的.     

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多维向度——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最近读到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几位学者的新作:<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明清叙事思想研究>、<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以上均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包括此前读过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中国美学诗学研究>和<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这套"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在文艺学美学研究方面的多维向度和学术写作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创新意识,给人以深刻印象.     

第六届“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1月21—23日,第六届"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大会开幕式由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列耀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文艺学学科负责人蒋述卓教授代表暨南大学致欢迎辞,并转达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资深教授饶芃子先生的贺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试论当前文艺学研究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的文艺学研究模式出现了“断层”现象,存在着研究泛化、缺少系统性、基础理论薄弱、研究者的心态发生错位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建构新的文艺学研究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要任务,为此,必须切实转换研究者角色,立足中国现实,廓清研究领域,在具体方法的多元化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力求有新的突破。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求“守中”而致“极高明”

通过对庄子“材与不材”的解读，认识到道家的“守中”与儒家的“中庸”虽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二者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看似相同 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差异。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儒道释论“中”

本文对儒家的“折中”、道家的“守中”、释家的“中观”思想作了梳理辨析.指出,三家理论各具特点,共同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和思维方式.其中儒家侧重于对认识客体的真实性、准确性的把握,力图使人的认识和实践更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律.道家侧重于对认识主体心性的要求,追求自然而自由的心境,来体道悟道.释家则“不落两边”,侧重于从本体论角度认识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形上关系.三家从不同角度对“求中用中”的积极探索,表现了中国人对把握“尺度”的富于智慧的追求,但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和消极影响,需要我们扬长避短地吸收借鉴.     

对文艺美学的“学科”误解及其科学定位

所谓“文艺美学”,其实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文艺美学科目”。文艺美学可归属于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对各门文艺的美学思考是应用美学和哲学美学的重要内容;广义上讲的文艺学与艺术学的研究领域一样,都是从美学分出的学科,文艺学（艺术学）也探讨文艺的美和审美问题,但重在分析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现象,发现问题、总结规律以指导文艺实践。     

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论争

虽然“公共服务”一词产生已有百年历史,但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范围、供给主体、行动逻辑和功能定位等“基本问题”至今依旧存在理论认知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实践,也削弱了公共服务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厘清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必需。基于对公共服务“基本问题”论争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情境中,理论上应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在实践中要坚持“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深入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其工具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平衡,实现公共服务从回应到前瞻的功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