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改革史看“简繁之争”

汉字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要了解汉字“简繁之争”的实质，必须回顾历史。从中国古代汉字崇尚的历史，到20世纪初汉字问题的三次大辩论，再到建国以来的汉字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简析中介的层次和类型

中介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学术界进行了不同的探讨。但对中介层次、类型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因此,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_这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全集》第8,3卷第90页)的关键所在。 人们对中介的层次和类型的认识,其首要的前提就在于对客观对象的类型性和层次性的认识。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客观世界的物质形态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进一步揭示了物质存在的层次性,_现代量子阶梯理论、分子进化论等也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     

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

如果说西方古典语言学在脱胎于经典阐释和哲学思辨后不久就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古典语言学则将由经典阐释母体带来的阐释形态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从它的阐释形态中探寻其发展轨迹。这种阐释形态古人称之为“训估”。据唐人的解释:“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①中国古代对语义、语形、语用的研究,都离不开这种“解释之义”。从语法学的发展来说,其体系正是在“训诂”中成其规模的,因…     

现代汉语·共同语·标淮语

引言近年来,大家对普通话和现代汉民族共通语这类问题很感兴趣。不少学者各抒己见,还使用了不少新术语,如“过渡语”“中介语”“地方普通话”“超方言”“准普通话”甚至“准汉语”。可见问题相当复杂,语言学的有关理论还很有必要深入研究下去。理论上的模糊,导致我们在具体的教学和研究上对一些基本问题难以解释清楚。比如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语应该采用什么形式,是规范的普通话还是掺杂着方言成分的“准普通话?”我们的教材在讲表愿望或意志的“要”时列出了名(代) 不 要 动 名的句型(《筒明汉语课本》上册146、156页),要求学生操练“她不要去上海”这种句     

SPECIAL ISSUE：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Good Life：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aning

城市与生活的关系构成城市意义研究的基本问题域,让生活更美好则为批判与建构城市意义的核心价值场。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中国对“怎么发展城市”已在技战术上有了一系列实践典范和成功经验,但城市化进程中所滋生出来的、让生活变得更糟糕的城市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澄明人类究竟“为了什么发展城市”的世界性的意义难题。以生活的名义叩问城市意义,“去生活化”的城市空间批判,倡导一种以“美好生活”为理念、规范和引领城市空间变迁的新型城市文明形态将构成本文研究的学术思路和未来憧憬。     

论渤海文字

唐代渤海国,究竟有无自己的文字呢?这是目前仍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三十年代后,考古工作者在渤海的建筑遗址中采拾了很多陶瓦,其中有些陶瓦上戳印有“文字”或“符号”,这种戳印有文字、符号的瓦,一般称作“文字瓦”。“文字瓦”上的“文字”,多为汉字,也出现一部分字体殊异于汉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殊异字)和少量的符号。某些学者认为:“文字瓦”中出现的“殊异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渤海造字,是渤海人除用汉字表达思想外的一种补充手段。①但是,由于他们搜集的“文字瓦”数量有限,所以,对“殊异字”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就很难符合史实。     

现象学之于教育学的根本意义——追寻教育学成其为“学”的“明见性”依据

如果说现象学是在研究和探讨“认识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那么,教育学则是要探索如何让“认识”在学生的内心之中真正得以“发生”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现象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可以成为教育学成其为“学”的重要理论依据.现象学对于“认识何以可能”的“明见性”追问,实质上意味着一种接近问题的根本方式的转变,即排除一切中介的因素和任何抽象的概念、空洞的原则而以直观到的、具有意向构成性的纯粹意识作为认识得以发生的原初动力和前提.现象学强调“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和方式,为我们重新理解教育与教育学展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隋唐佛教“宗派问题”再辨——兼对隋唐佛教不存在宗派说的回应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以“宗派”为主要存在形式,这在学界一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但关于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时间、宗派数量、特征以及各宗的形成问题一直异说纷呈,到20世纪末,甚至有学者质疑隋唐“宗派”的存在.这些讨论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积极的促进意义；但是对“宗派”存在的质疑,不仅是对中国佛教史上隋唐以来佛教存在方式的历史事实的省思,而且是对百年来佛教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的挑战.本文在分析“宗派”问题质疑依据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重新厘定,需要就“宗派”描述对中国佛教的适用性作出回应.而“宗派”是否适合描述中国佛教隋唐之后的生存状态,首先在于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后的发展,是否具有迥异于六朝佛教的态势；其次在于“宗派”能否概括和说明这种总体发展态势.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方式的认识,要考虑到佛教宗派形成的过程性.宗派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还处于一个建设期.顺应着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是一个冲突和会通并存的过程,以会通化解冲突,成为隋唐佛教宗派发展的基色.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测度、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保障。本文基于2000—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创新精神、契约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开放精神等5个维度测度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指数,对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收敛性进行研究,并对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和各省市区企业家精神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创新精神在企业家精神指数中贡献最大;区域总体差异呈现“先大幅下降—后小幅上升”走势,区域内空间差异呈现为“西部>东部>中部”,区域间差异呈现下降走势,是区域企业家精神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企业家精神指数西部地区表现出σ收敛特征,总体上σ收敛趋势不明显,而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空间收敛速度显著低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企业家精神的收敛速度最快;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并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异质性,企业家精神凭借“知识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中介机制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civil society”和“community”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变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要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就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中国意志哲学“贫困”的成因及出路探析

意志问题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和实践难题。与当代实践对合理形态的意志理论的迫切需求及当代西方哲学发生意志转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的意志哲学仍然呈“贫困”状态。本文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及近年来中国学者所作的努力进行了专题分析,并进而就进一步深入开展意志哲学研究的合理思路提出了初步构想。     

“十二五”时期私营企业成长路径探索

中国已经迈入“十二五”新的发展时期,私营企业成长与“十二五”规划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中国当前针对私营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而西方的企业成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十二五”期间,为促进私营企业健康、持续、稳定成长,需要在制度设计安排方面有新的思维和方法.要出台专门引导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构建中国的私营企业成长理论,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私营企业自身能力建设.     

“汉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

关于“汉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２日在美国宾州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世界著名汉学家,宾州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教授ＶｉｃｔｏｒＭａｉｒ（中文名“梅维恒”）主持。来自美国各地和中国的汉学家５０多人参加了会议。梅维恒教授致开幕词以后,学者们登台发言,按发言先后顺序为：１、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ＲｉｃｋＨａｒｂａｕｇｈ：《使用汉字的经济性》;２、曾任联合国英文翻译、现任高威有限公司工程师,研究汉字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吴文超：《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汉字输入法和内码》;３…     

也谈“人”字结构

中国的每一个汉字的形成都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规则的范围之内，无一例外。“人”字，按照以上规则界定，当属于象形字。现代书法家邓散木在《说文解字部首校释》中，对周代金文“人”字解释：象人侧立之形，侧立，故见其一臂一胫。可见，金文“人”字是人体形态演变而来的。后来，人们对楷书“人”字结构的解释又有新说，并赋予新的含义。一曰“支撑说”。说“人”字是两人的结合体，一撇为一人，一捺为一人。即“人”是相互支撑的。我们的祖先在造“人”这个字的时候，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期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团结、…     

文化的开启:"兴于诗"

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     

人口迁移系统观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除旧布新的伟大转换时期。新技术革命浪潮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不断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造着物质前提和社会条件,其中包括解决人口问题在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人口迁移来下活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的设想,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象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首先解决方法论问题一样,要卓有成效地推进对人口迁移认识的深化,掌握“时代的理论思维”方法至关重要。下面,我们试图利用现代思维方式,探讨人口迁移系统及其优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英文)

马克思哲学分析和解决的“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三种有机统一的基本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以后的发展史中,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变和命运。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概括为：大众形态得以倡导,但尚未完全实现;学术形态强劲,但疏离政治和大众的倾向较为明显;政治形态突出,但需进一步得到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廓清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结构,而且要营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推动其大众形态、学术形态与政治形态的良性互动。     

全球信息服务业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对策

全球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深入地研究这种重大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背景,制定新的战略思路和发展举措,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乘势而上的重要条件.要利用信息服务的平台,打破传统文化产业门类之间的界限,促进文化内容的流通,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利用信息服务业的优势,催生新的文化产业形态,打造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态.     

“斗争思维”形成的理论根源及其认识误区——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转型的理论探源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主要是用“革命和斗争”思维去思考和认识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这一问题的.这种带有强烈斗争色彩的理论思维就其渊源关系来说,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解读上.在哲学认识上,过于强调事物联系的矛盾方面和性质,而忽视了事物的系统联系与和谐发展;在社会形态理论上,过于看重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形态的作用,把社会制度看作是社会形态的全部内容,忽视了生产力——技术社会形态的作用;在所有制问题上,过于关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性质差别,强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忽视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共生共荣关系.     

换位思考新境界

我平时很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交换空间”栏目.两个家庭互换了空间就可以使双方的家庭焕然一新,给对方以完全不同的感受.其实,我们在对少先队员进行教育时也不妨采用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叫做换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