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创造美"命题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劳动创造了美"是马克思<手稿>中的重要美学命题.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视为该命题的逻辑起点.美与艺术是人类社会实践改造世界的产物,美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即劳动实践的本质.     

超越实践美学 建立超越美学

新时期美学获得了重大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实践美学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把美和审美主体当作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主张美是事物的客观社会属性,并且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命题.与实践美学相对立的是以蔡仪先生为代表的“自然派”美学,它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审美当作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主张美是事物的客观自然属性,并提出了“美是典型”的命题.在两种美学观的论争中,实践美学以其明显的理论优势,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学界的主流学派.实践美学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     

黑格尔美的本质论探析

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类的定义内在的包含着美的本质理论.他在唯心主义形式下,从其美学的人本主义原则出发,运用辩证的实践的美学方法,深刻地揭示了美的实践和自由本质.这就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直接思想来源,对于目前我们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发.     

后现代实践转向与美的本质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反本质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美的本质"也被某些人视为"伪命题"。但是,"美的本质"是不可回避的,正是"美的本质"的基本确定规定了一种美学研究的基本性质、基本导向、基本原则,美的本质问题恰恰是美学研究的灵魂。"美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一种美学体系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悬设。关键在于,以什么观点、立场、方法来研究美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已经颠覆和消解了传统古典美学的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观,由实体本体论和二元对立认识论转向了关系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把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紧密联系起来,给"美的本质"注入了新的生机。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实践转向"则把"美的本质"引向了多层累、多视角、开放性的研究和探索途径,给"美的本质"打开了新思路。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给"美的本质"的解密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和途径。     

美本质是否存在:认知美学与新实践美学之辨(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美本质及"美是什么"命题被称为美学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但两千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西方分析主义美学曾对该命题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国内也曾进行过"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都是不了了之。目前,疑云并未消散,只是暂时搁置。这种状态使得美本质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两难境地——若要继续进行,恐怕重蹈覆辙;若不继续进行,又没有充分的理由。美学要顺利发展,必须解决这一症     

审美理论建构的新拓展——“内审美”对李泽厚审美理论的超越与发展

王建疆“内审美”理论的提出与建构,是对审美历史中既有的、却又被遮蔽了的审美形态与审美经验的理论概括,是立足于美学史的创造.内审美理论发现了审美的另一世界和中华美学的识别标志;在审美形态上突破了李泽厚的“悦志;;悦神”说;在审美本质上突破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在审美功能上超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救赎理论.内审美具有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上的普遍意义,是审美理论研究的新拓展和新境界,预示着未来美学的发展方向,彰显了中国美学研究中理论建构的潜力.     

百年中国美学提问方式批判

本文以中国美学研究的提问方式为逻辑起点,以中国美学研究中出现的具体概念论、审美表象论、实践美学、自由象征论以及后实践美学为考察对象,指出它们的根本问题在于混淆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结果则是以实践活动取代了审美活动,以及以哲学叙事取代了美学叙事.这既是中国美学研究总是淹没于哲学话语的原因,也是它始终不能建立起美学本体论的逻辑根源.     

"生活美学"是这样可能的——评刘悦笛的《生活美学》

刘悦笛提出"生活美学"的新主张,有其两个方面的深刻理由:其一,当代社会艺术与生活日趋同一使"艺术否定生活论"、"艺术自律论"及其理论基础"主体性关学"难以为继;其二,更高的、全面的现代性要求重构审美精神从而来论证"生活美学"的必要性."生活美学"要得以确立,关键在于能否从本体论上论证生活与美之间的本质关系,并由此出发解释各种美学现象,刘悦笛以现象学的哲学视角为主,结合马克思、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杜威的思想做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生活美学"的作者却没有对"生活"做出更为具体和准确的界说,"生活美学"要确立自己与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就必须说清楚生活与实践、生命等范畴的关系,理顺"生活美学"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的关系.与此同时,"生活美学"试图在一种对生活的本质直观中超越主客二分的主体性美学.然而,超越主体性美学是可能的,但否定主体性或将主体性与客体性等量齐观于一种混沌状态中,却无异于返回到前现代美学,乃至返回到一种前人类的自然状态.历史上那些号称取消了主客二分的哲学和美学,无不暗中承认主体性的这一地位.但无疑,"生活"的确可以被解释成为一个比实践、生活更广的因而可以把实践、生活扬弃于自身之内的范畴,从而"生活美学"不仅可以成立而且是极具发展潜力.     

“美是什么”命题辨伪──认知美学初论

"美是什么"命题的提出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以美"理念"及"美本身"的存在为思想前提的。因此,该命题一经形成就内在地含有着美是一种实体存在的答案,误导美学研究两千多年。认知美学理论认为：只有破除掉该命题的束缚,代之以"美概念表示什么"命题,才可使美学研究的思路获得解放;审美关系是在一般功利关系基础上转化而成的,其转化的关键因素,是人形成了新型的认知方式,可以对事物形象产生非功利的愉悦感觉。这种感觉被称之为"美"、形容为"美"。因此,美概念本是对主观感觉的表述,不是对任何实体性对象事物的指称,"美是什么"命题不能成立,"美本质"问题也不应存在。     

后实践美学的美学体系——评杨春时的《美学》

杨眷时的《美学》在总体上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从学术演进上看,这本著作代表了美学从一种思想形态的整体话语回归到个体话语;二是在创立理论和体系化的过程中,显出不顾"史"的知识和"学"的内容的模式先行的方式;三是在结构上的后现代拼贴.杨春时的美学在内容上有两点、在主题上有一点可以提出来讨论.美学内容上的两点:一是它的体系结构造就了一种概念为上的倾向,认为美的理想、意义,应该用概念和定义来表达,而且概念和定义表达是最高级的,这恰好是与美性质相违背的;二是为了解决主客体的对立,强调审美意象,但审美意象的存在方式,却遭到忽略,这样妨碍了对美的内容的深入研究.美学主题上的一点,是把一个崇高的理想的东西定为美的本质,并要美学理论和审美活动都服从这一本质.如果说,李泽厚美学(实践美学)是呈凡为圣的美学,那么,杨春时美学(反实践美学)则是逼凡为圣的美学.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