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宫调的说唱方式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艺术),其说唱方式有第三人称讲述方式和第一人称摹拟代言方式。根据故事演述和场上交流互动的需要,诸宫调说唱艺人时而采用第三人称向听众讲述故事,时而转换成故事中的人物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摹拟人物,代人物言。诸宫调的第三人称讲述与话本不同,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带上了更多诗以言志、词以达情的诗意情调。而第一人称摹拟代言则为诸宫调向戏曲的衍变提供了可能和线索。     

论诸宫调的说唱方式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艺术),其说唱方式有第三人称讲述方式和第一人称摹拟代言方式。根据故事演述和场上交流互动的需要,诸宫调说唱艺人时而采用第三人称向听众讲述故事,时而转换成故事中的人物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摹拟人物,代人物言。诸宫调的第三人称讲述与话本不同,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带上了更多诗以言志、词以达情的诗意情调。而第一人称摹拟代言则为诸宫调向戏曲的衍变提供了可能和线索。     

宋杂剧的搬演及其艺术生态论略

在宋代,一般来说,雅乐才能荐之郊庙,施于朝廷。杂剧的搬演,往往见于春秋圣节三大宴,目的是借杂剧演出以活跃场上气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演格局,还保留在迎神赛社的民俗活动中。戏曲的成熟与催生,有着多种复杂因素,民俗活动中的各种仪式及歌舞表演,也为各种伎艺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当然,宋杂剧演出的真正市场,不是内廷,而是市井坊巷、勾栏瓦舍。文化市场的百伎竞盛,才是其生存的大环境。正是由于宋杂剧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才在艰难处境中争得正色的地位,顺利实现了中国戏曲发展机体上榫、卯的对接,成了向元杂剧过渡的重要环节。     

论宋代杂剧对宋词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

在文学活动中,文学传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宋词在宋代特殊的时代氛围中繁衍兴盛,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宋代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各种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杂剧艺术的红及大江南北也为宋词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当代民间说唱艺术的生存与经营

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是中国文学和各类艺术的母体,孕育了小说、戏曲等,并对音乐和舞蹈等有明显影响,研究价值较大。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经济体系,民间说唱艺术原有的市场体系被改造。政府通过“划分经济成分”等行政手段改造了说唱艺人,说唱表演场所也被国有化。说唱艺术创作体系被国有化改造,创作者的利益难以保证,生产体系被阻断。改革开放后,说唱艺术的国有经济体系逐步变革,说唱艺术团队多采用双轨制经营。部分民营团队回归传统经营方式,借鉴了现代市场化的经营,生存状况得到改善。     

谈《金瓶梅》中的说唱艺术成分

《金瓶梅》词话本是说唱活动的底本,该长篇小说是在说唱艺术中生成的一朵奇葩。《金瓶梅》说散本是从词话本发展来的,尽管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删削改动,但说散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说唱艺术成分。说唱艺术成分的存在,使《金瓶梅》文本（包括词话本、说散本）具有了别样的美感。     

杂剧关公戏文本的艺术形式研究

史料记载的元明三国杂剧有40种,其中关公戏有近20种,目前留存的关公戏剧本有11部。11部留存的关公戏剧本,都保持着分折的结构特色,部分剧本折与折之间还加楔子予以补充。剧本的题目正名既概括剧本描述事件、勾勒情节发展变化,也起着交代事件发展起因、提示剧中精彩内容以及彰显作者褒贬立场的作用。其通常都是用仙吕、南吕、中吕、正宫、双调、越调等六个宫调,并有着对应的情感表达,遵循着北曲杂剧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的原则。     

全真教对马致远杂剧思想内容的影响

全真教对马致远的杂剧思想内容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马致远的杂剧借助于全真教的教义主旨,重新阐释君权神授的思想,在消极悲观情绪中流露出对儒家正统观念无可奈何的思念之情;表达人生如梦、仙隐合一的人生虚无观念;推崇背离家庭亲情伦理关系的极端苦修思想;宣扬极端的禁欲主义和出家苦行的思想,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叛之情。     

维吾尔族民间活形态说唱艺术开场白考析

维吾尔族的说唱艺术是集戏剧、文学、音乐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说唱艺人主要通过幽默风趣、机智诙谐、一语双关、形象性的语言对作品进行表演和诠释。本文以新疆维吾尔族说唱艺术相对保存较好的和田地区作为研究重点,依据实地调查资料,从表演理论角度对该地区说唱艺术讲唱之前的开场白及其语言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从六个方面看诸宫调对北曲形成的影响

诸宫调对北曲(甚至包括南曲)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诸宫调的宫调全部为南北曲继承,其曲牌大部分为南北曲袭用;南北曲的套曲结构形式来自诸宫调;北曲的用韵特点源自诸宫调;南北曲的衬字和增句这两种遣词用句重要特色在诸宫调中可见其渊源;南北曲以通俗诙谐为尚的语言风格主要源于诸宫调;北曲中戏曲曲白相间以演述完整故事的结构模式在诸宫调中已奠定基础。     

甘肃民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探索与研究

《凉州贤孝》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内容多是一些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述颂古今雄贤士、淑女烈妇、孝子贤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为主,寓隐恶扬善,喻时劝世,因果报应,为贤行孝等宗旨于其中,故名"贤孝"."贤孝"的唱词语言以凉州方言为主,通俗幽默,风趣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又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贤孝"的音乐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腔曲牌,吸收了"凉州杂调"和地方民歌的丰富营养,充满着浓郁鲜明的地方特色.     

从绍兴莲花落看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

此文以绍兴莲花落为例,从历史层面的纵和地理层面的横及与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来看其发展衍变历程。这一历程,实际亦是我国多数民间说唱艺术发展。以此证明:只有适于社会条件,满足观(听)众审美需求的民间说唱才可以生存、发展,否则将被淘汰。     

隋炀帝推动之功与隋唐扬州说唱文艺的发展

扬州地区说唱表演类文艺历史悠久,隋炀帝提升扬州城市地位与京都同等级别,把大批艺人集中到扬州,有力推动了扬州说唱艺术的发展.在唐代扬州高度繁荣基础上,说唱艺术继续发展.达官贵人多有家班,伎艺传授很受重视,表演水平不断提高.诙谐调侃类节目很受欢迎,推动了说唱表演类文艺的发展.     

《唱论》——民族声乐渊源之探索

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歌曲题材、演唱形式及当时所流行的部分曲目；分析了从古代流传至当时的各种声乐演唱技巧，以及形形色色的歌曲和演唱者声乐演唱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它是我国一部集声乐之大成的史料性著作。联系当前民族声乐高度发展的状况，对这部史料性论著进行新的评介，旨在追根溯源，以求促进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     

宫音串孔商律谱孟--论元代杂剧对八股文的影响

明清的科举文体八股文与元代的杂剧有着潜在的历史关系,具体表现在八股文的创体特征、八股文制定者对杂剧的喜好、两者在代言体与起承转合结构等方面的相似。     

“乌钦”说唱艺术的现状与发展略论

“乌钦”,也叫“乌春”,是达斡尔族民间传统的说唱艺术形式.早在2006年,“乌钦”就已经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乌钦”对一个拥有英雄史诗的民族来说,是一种类似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传说的文化精华,它既传承了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社会生产知识,同时也宣扬了伦理道德规范,是一个浓缩着达斡尔族历史精神和繁衍生息的标识.达斡尔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因此,“乌钦”说唱的传承和发展就更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论艺术对李渔造园思想的影响

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李渔都是明清时期的一位造园大家。他的造园思想集中体现在《闲情偶寄》之中。李渔的造园思想不仅丰富深邃,而且还极具个性特色。他用艺术的眼光看待造园活动,认为造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活动。因此,李渔的艺术素养、艺术个性乃至艺术审美理想对于他的造园思想直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在园林居室的布置上,李渔习惯用字画等艺术品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在园林的建造技巧上,李渔认为作文和绘画与造园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在园林的艺术审美追求上,李渔不仅重视园林的写意功能,而且还非常注重营造园林的艺术韵味;在造园个性上,李渔主张独创、反对窠臼的艺术个性更是直接影响了他避免趋同、力求独创的造园品格。     

对科尔沁草原蒙古族歌唱艺术的探讨

利用地域特点,深入探索、研究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族民间歌曲、说唱艺术以及蒙汉歌唱艺术融合等音乐文化特点,使蒙古族歌唱艺术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教学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中国艺术对罗可可艺术的影响

中国艺术与法国艺术的交流可追溯到18世纪的“罗可可艺术”时期,罗可可艺术的诞生与当时法国盛行的对中国艺术的推崇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艺术对罗可可艺术的影响,主要在造型手法、美学趣味、艺术气质等方面。中国工艺品的输入也使得一些艺术收藏家的趣味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罗可可艺术。     

元明时期道教道情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为中心

唱道情是宣扬道家思想的民间说唱艺术,是道教济世度人的教化方式,在元明时期的中国社会相当盛行.元代杂剧不乏道教题材的剧目,并有道士说唱道情的描写.而明代有关道教题材的小说,对道情说唱及道士放荡不羁形象的描写更为细致.元明时期道教注重通俗化的弘道宣教,由此促成唱道情与中国民间信仰的结合.元明时期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反映出历史上道教传播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