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母良妻”与民初国民人格的培育

民国初期,时人认识到诸多国民道德心薄弱、法律观念缺乏,国势日趋于悲哀危险之境,主张改造"腐陋"家庭,以贤母良妻为"直接救国"之手段。而理论上的近代"贤母良妻"乃中外思想的结晶,其基本清除了封建贤妻良母的弊端,是人格独立,才德兼备,肩负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新妇女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它对于共和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为利国、相夫与教子等方面。时人欲藉此塑造国民理想人格来化解民族国家危机进而实现郅治。     

卢梭国家论的伦理探析

卢梭从＂人生而自由＂与＂私有制的存在＂的对立出发,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内容与特征等,构建出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国。他的契约式的国家理论一度受到当时社会的关注,但仅仅依靠道德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卢梭的国家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重构“言论”合法性：民国初年报刊与政治关系考析

进入民国以后,对共和政治的厌倦和挫败感弥漫于言论界。对于民国共和的失望,恰恰表明共和依然在读书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以何种方式重塑、再造共和,构成了时人的问题意识。再造共和不仅仅指涉一种政治实践,就报刊史意义而言,更带出了对报馆与国事关系的重新理解。报刊言论所具有的经世功能,固然不断受到质疑、反思,但与此同时,读书人又试图创造新的言论形式、语言风格,重构报刊与共和政治的关系。     

契约：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基石

行政官员的恰当代理和公民的自愿委托是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伦理角度来审视原来我们只是侧重其政治性而忽视其伦理性的契约,通过对社会契约的道德前提(包括对人性的解释)和社会契约中蕴含的道德原则(包括契约的道德含义和价值理想等)的阐述,即可把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内涵提示出来.     

民国时期医师道德改良思潮探析

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家庭医疗观念逐渐退出中国医疗舞台。迨至民国,西医影响日显,然而因医疗技术不成熟等原因,医疗事故亦随之增加,医患纠纷不断。此外,军阀割据,社会纷乱,社会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医师职业操守弱化。新文化运动后,废除中医之声日隆,中西医之争加剧,医界同道间相互攻讦之事时有发生。鉴于此,时人对医师道德日益重视,医师人格、医师与病者关系、医师与同道关系等成为医师道德改良的关键所在。     

论学习型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学习型社会思想自1960年代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并且已经从理论形态走向了实践.其思想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和丰富,主要包括关注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关注知识技能更新的思想以及关注社会道德和价值重建的思想.学习型社会思想内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必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政府公信力的政治道德实践问题探讨

政治道德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情感道德评价及内心认同程度,源于政府行政理念及具体行政中蕴涵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政治道德实践意义体现在以公众评价为主要特性、社会成员情感认同为评判,既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的价值基础,也是维持"政府—公众道德关系"持续性的重要联结。在实现路径上,制度伦理的价值实现、主体的道德内化建构及道德情感融入的实效性,是建构和保障对政府信任关系的有效途径。     

道德规范有效性途径浅探

道德规范是依据一定的目的和价值标准为一定范围内的主体提供的行为模式,它发挥其有效性依赖于两大途径:一是道德主体在原有道德图式的基础上,不断内化社会道德规范于自身的道德结构,同时又不断改变自身的道德结构以顺应社会道德发展的个人行动机制;二是受影响的其他人采取联合行动对行动者施加压力而形成的社会约束机制.这些机制能保持道德规范的内涵始终与社会的发展一致,并能促进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应用.     

18世纪前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演变 ——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某种状态"到"某一特定行为"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人们对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认识紧密相连.在政治与道德相融合下,腐败多指国家、政治或个人道德所处的某种状态;政治与道德初次分离后,腐败是尘世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状态,且无根治良方;在政治与道德再次融合下,腐败内涵复归为政治生活或个人生活的某种状态,并被打上了世俗政权与教会政权矛盾冲突的印记;民族国家兴起后,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催化下,政治与道德再次分离,腐败开始指向某种特定行为.至此,腐败概念的内涵实现了由传统认知向现代认知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共创建人民信访制度探析

人民信访制度是中共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利益表达的一种重要制度。中共在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建国初期中共人民信访制度的创建经历了理论准备、立法和实践的三个阶段,在其创建的过程中,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注重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人才队伍的充实和工作方法的革新等特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围绕新生政权恢复和巩固经济的主线、实现党和国家发动和组织的政治运动,是中共在建国初期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的历史经验。探讨建国初期的人民信访制度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清末民初国家机构的演变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的过程，比较体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通过权威政治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体现，分析权威主义在国家构筑中的重要作用，得出历史性的结论——制度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德才观传承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焕然一新的女性公共空间，它打破了“女子无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格局，为女性才智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的可能性。然而检视教科书文本却不难发现，在“女德”和“女才”的关系问题上，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它们认同“道德优先于才学”。它们嘲笑传统社会的“女子才学”行为，追求传统女性读本所倡导的道德和实用原则，它们塑造的两类新形象——贤妻良母和国民之母——均是“女德”的新型政治形式。     

王世杰研究述评

王世杰是一位在民国学术、教育、政治、外交界等多领域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人物。近年来随着《王世杰日记》的出版,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人们尤为感兴趣的是他与民国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对与王世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加以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王世杰本人,以及民国政治史、外交史的认识。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盐务

民国初年倪嗣冲整顿盐务,改革盐务运销模式,建立相应的盐务机构,加强缉私。这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其军队获得必要的军饷,而且客观上也利于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和人民生活。他提出的"盐斤加价"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省级议会权力以及民众舆论力量得到初步的重视。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黄远生政党观浅析

民国肇造,“组党热潮”兴起。著名记者黄远生,依托新闻媒体,批判党同伐异,倡导两党政治,其政党观既颇为系统,又不失深刻,是民初社会众多政党言论中很具特色且重要的一种,值得认真整理与探究。     

民初关于政党政治的探析

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旧立宪派和革命派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政党政治有着明确的认识.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在民国初年的宪政实验中,又系统地阐明了政党政治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政党的性质作用,政党的运作及政党制度模式的选择等.值得注意的是,旧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这些方面的理论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而就整个中国社会观之,对政党政治普遍缺乏认识并持否定态度.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条约制度与沿海边缘社会————鸦片战争后的和约谈判及条约文本再解读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等系列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已是定论,但这一系列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尚未被充分了解。这些条约的背景是明清时期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的紧张关系和由此造成的沿海边缘社会发育不良、身份含糊,以及开放广州对外贸易的同时严格限制中外接触。所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解决中外之间社会经济在通商口岸“自由”交流问题,由此形成中外之间的纽带———沿海边缘社会。中外条约谈判过程中围绕“誊黄公布释放汉奸”和天主教传教自由展开激烈的争执,与我们今天的关注点有很大差异。了解这一史实有助于全面认识鸦片战争前后中外之间和中国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战后历史变动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