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时空间差异及原因分析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数学模型对近 2 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进行探讨。分析得出 :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前 1 0年变缓 ,人口增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增长迅速 ,中心城区总体上人口减少 ;广州人口分布趋向规则化 ,均衡化 ,人口密度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趋势变化 ,同时郊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等。并对广州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随城市规模和时空间变化特点进行了模型归纳     

广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变化分析

广州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也是“珠三角”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规模高达476．0万人,占广州市人口总量的37．47％。而且,通过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对比发现,广州市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家庭户比重、行业及职业构成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非户籍常住人口构成的这些变化,对广州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提出了新要求。     

关注大城市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口波动

根据上海户籍人口变动趋势的预测数据 ,具体分析出生人口波动引起的未来年出生人数“大起大落”的状况及其对产科床位、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发展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建议各地计生部门应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 ,密切关注未来大城市户籍人口出生数的波动态势 ,加强未来出生人口波动的预测和预报 ,对现行生育政策作些“微调” ,因地制宜地搞好未来出生人口“削峰补谷”的宏观调控 ,引导年轻育龄夫妇通过适当提前或推迟生育 ,减缓未来城市户籍出生人数的波动。     

广东省女性非户籍人口状况——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对比分析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和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女性非户籍人口的基本状况和流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比分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女性非户籍人口的基本状况。由于户口性质的不同,女性非户籍人口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分析结果,为进一步了解和服务女性非户籍人口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城市迁移人口及管理问题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人口的迁移增长 ,因此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城市人口迁移的管理。本文根据城市人口迁移管理体制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要科学地依据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测定城市的人口承载力 ,对人口迁移增长的控制有科学的根据 ,对人口迁移增长有目标、有规划 ,并对城市人口迁移进行科学管理的创见     

深圳市户籍迁移制度改革经验与成效研究

本文通过对深圳市立市以来30年的户籍迁移改革过程进行研究,总结了深圳市户籍改革的推进方式与沿革路线,分析了深圳市户籍迁移制度改革对深圳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素质提升的作用。本文提出了深圳市户籍迁移改革的四个发展阶段,认为深圳市户籍迁移改革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控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性别等方面成就显著,其经验值得借鉴与推广。     

改革开放30年苏州人口数量变动和启示

纵观30年来苏州人口数量变动轨迹,与全国大体相似,都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发展过程,只是苏州市的人口转变比全国的平均进程开始得更早些,且呈现出人口自然变动由徘徊波动到平稳下降;户籍人口增长主要是机械增长;常住人口阶段型增幅差异明显;城乡人口增长空间分布总体均衡等特点。     

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方案研究

广东以其特有的经济优势吸引着大量的省外流动人口来粤务工和经商。 2 0 0 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广东省成为全国第三人口大省 ,其中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机械增长。本文以“五普”数据为基础 ,分别预测了广东省 2 0 0 0 - 2 0 1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中 18- 2 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 ,制定了广东省 2 0 0 5年、2 0 10年高等教育发展方案。同时 ,建议将省外流动人口纳入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视野 ,转变教育观念 ,调整教育发展战略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促进教育、人口、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北京市未来流动人口发展趋势及调控思路

流动人口是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人口问题之一。本文运用多状态人口预测方法,在不同流动人口户籍转换率的条件下,通过多方案的比较,探讨了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未来北京市人口规模、结构和老龄化的影响及其程度;文章最后还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对流动人口的调控思路做了初步的探讨。     

成都市人口变动态势的预测及其含义

本文以“等维灰数递补动态模型”对“人口发展方程”的流动人口预测部分作了修正,从而构建大城市人口态势综合预测模型,并对成都市2005~2030年包括流动—迁移人口在内的总人口及其结构变动作了预测。本预测结果的一般性政策含义是,在维持现行低生育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内缩,人口结构全面深度老化的趋势不因人口流迁而改变。为此,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三项奠基性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保证,如果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得不到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很难称得上完善。在本文中笔者着重探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对这三项制度的构建基本就构建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与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内部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一定结构。国内外对于深圳市这类新兴移民城市的人口和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还不多见,通过采用因子分析和空间分析结合的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使用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两大方面对深圳市的人口展开研究。具体来说,一是深圳市人口数量的分布和变化研究,主要通过人口总量、人口密度和多个人口密度分布模型来测算和分析;二是对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主要对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属性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若干个主因子,然后根据各个街道这些因子的得分情况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深圳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模型。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国外大都市“白天人口”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不同地区之间的白天和夜间人口的变动信息以及人口在一天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段对于城市规划、交通运输、环境、灾害和紧急救援行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中心区域的活力已不仅仅体现于当地的居住人口,以＂日＂为周期的通勤和其他经济活动人口对中心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对国外有关大都市＂白天人口＂的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白天人口研究的发展和现状,同时也可以对我国开展相应的白天人口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基于比较研究的上海人口规模再思考

近十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城市规模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根据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形势,学者们对特大城市上海未来的人口规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采用比较研究的新视角,参照国际经验,以完全开放的系统观,分成几条线分别对上海的人口规模等进行研讨,然后再适当考虑约束条件,把这几条线加以整合,得出未来上海最大人口规模为2600万人的结论。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水资源消耗的驱动作用分析——以太湖流域为例

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该模型从人口、经济角度全面探讨了水资源消耗的驱动因素并作了系统的量化。运用该模型研究太湖流域水资源消耗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太湖流域用水变化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和产业用水强度对水资源消耗的增加起到抑制作用,并且产业用水强度对水资源消耗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水资源消耗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及降低单位GDP耗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能够有效降低太湖流域水资源消耗。     

学龄人口变动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及原因探析——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依据,分析了上海市学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现状、学龄人口变动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及原因。结果显示：上海市幼儿园教育资源短缺最为严重,小学缺口业已凸显;市区教育资源投入要好于郊区,而学龄人口有向郊区变动的态势,导致郊区教育资源的短缺较为严重;市区优质资源远多于郊区,与学龄人口的分布严重不符。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有：出生人数持续处于高位导致学前教育资源整体缺口较大;常住人口向郊区变动致使郊区基础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由客观、主观等原因造成的全市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跨区域择校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