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论

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体现行政民主化要求的新型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日益受到现代政府的广泛青睐。然而 ,现实中行政指导存在着的法律依据不明确、运行程序不规范、责任与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法治行政原理形成较为明显的冲突 ,因而必然提出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问题。文章认为 ,对于行政指导应从实体法、程序法、责任与救济三个方面来进行法律控制     

论行政指导在环境管理中的实现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行政管理手段,属于灵活柔软的管理方式,由于其显著的效果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环境行政指导对环境立法起到检验和预测作用,也与常规的环境行政管理相辅相成,对环境污染起到防治作用。在我国,虽然政策、法律已经对环境行政的指导作出了一些相应规定,但是还存在很多缺陷,理论研究不足、缺乏程序控制、救济机制不完备等。我国应当完善环境指导立法、加强公众参与、促进信息公开、完善激励机制。     

关于环境立法的过程与程序

在我国，不论是环境法律还是法规，环境行政机关可以说是立法过程的实际主导者。由于环境行政相对人、环境事件中的受害人和环境保护组织等主体参与的不足，环境立法难以吸纳各种信息和整合不同的利益，不仅立法目标的设立缺乏事实支持，制定的具体措施社会认同度和接受度也较低。因此，需要构建更加透明和开放的环境立法程序制度，改善环境立法的信息收集状况，提高立法本身的合法性，争取公众的接受和认同，使法律规范因本身的合理和公正而更有力量。这对于环埔法律的有效实施导不可或缺的.     

试论环境侵权行政赔偿

囿于现行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将环境行政赔偿与环境侵权行政赔偿区分开来,只关注赔偿因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损害。现实中,除了环境行政机关之外,其他行政机关、国有公共设施等也可能通过环境介质损害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由于造成此类损害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而存在行政赔偿的可能。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过程中,应对此做出回应。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当性论析

从行政法律规范的安定性来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能够避免法律规范的朝令夕改,适应了行政任务复杂变化的现实需要.从行政自我拘束理论来看,对行政裁量最有效的控制在于行政自制,行政执法案例指导能够有效地抑制行政裁量的滥用.从一线执法实践来看,行政执法案例制度是对执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执法任务数量变多、难度增大,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推广已经刻不容缓.     

环境公私协作的法律风险识别与救济机制建构

环境公私协作是公私协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行政任务契约化的具体展开形式。由于环境公私协作运行的社会环境复杂、涉及利益主体多元,在实践中极易产生诸多法律问题。针对难以防控的法律风险及利益纠纷,必须从公私协作的目的出发,以"促进合作、防控风险"为主要导向,着力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公权力的控制及私权利的规范,在法律风险的类别化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诉外救济机制为主、诉讼救济机制为辅的多元化救济机制。     

中国环境行政的困境与突破

环境行政是环境法治建设中最重要的手段.就中国现实而言,环境行政的相关基本制度难以落实,环境行政机构缺乏相应能力,环境行政处罚出现疲软效应,使得中国环境行政陷入困境.如果要突破困境,则应完善相关制度,同时对相关利益和责任进行合理分配.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身份不是单纯的法律监督人、公益代表人、原告人或诉讼代理人,而是公诉人。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的反映存在诸多局限,应从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两方面加以克服。要真正有效发挥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现实作用,从制度环境上必须坚持检察独立,并考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解决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的根本路径

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相应地,其解决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只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才能铲除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冲突这一顽症存在的根基.对应行政法律规范冲突产生的根源,利益的制约和协调成为根本路径之一.同时,与"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权力"也需要予以规范,因此对立法权的界分和对行政权的整合则是解决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的另一根本路径.     

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探析

环境刑法是行政刑法的分支,具有行政刑法的双重属性。言其双重性,一是指行为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既触犯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又触犯了刑事法律;二是指破坏环境的行为既应受到行政处罚,又应受到刑事制裁。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制裁,均需要从4个要件,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来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由此,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就出现了叠加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行政法上对于行为违法性认知的主观状态,第二个层次是刑法上对于危害后果认知的主观状态。研究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意义在于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做出适当的处罚。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完善思考

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环境侵权责任制度无法实现环境公平正义。要使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得以真正实现,必须构建综合救济途径。在制度建设上,主要是完善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侵权排除危害责任制度与商业保险法中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法环境社会保障制度及行政法中的环境侵权行政补偿制度     

完善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推进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促进环境保护领域依法行政,保护环境相对人的环境权益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很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完善现行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关键是要改变现有行政主体理论,改革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体制;适当放宽起诉资格;扩大受案范围;确立双重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制度。     

矿山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矿业是高污染行业,近年来我国对矿产资源进行大规模、超常规的开发利用,造成了矿山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矿山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环境保护可以保障矿区环境良好,矿产资源可以得以永续利用,但由于现行矿区环境立法存在体制缺陷、制度不完善、难以有效实施等问题,使得加强和完善我国矿山环境制度建设变得至关重要。为此,应通过建立严格的矿区环境准入机制,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明确行政执法主体,通过调整矿山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矿区环境立法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行政监管、调控等相关制度,解决矿山环境问题突出的矛盾。     

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辨析

环保行政机关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基础,应该赋予其环境公益诉权。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管辖范围内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运用环保管理行政权力不足以或不能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已履行诉前通知义务。在环境民事公诉起诉主体的序列里,环保行政机关优于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的环境公益诉权和公众的环境公益诉权因一方行使而阻断另一方行使,但可通过诉讼参加制度保证环保行政机关和公众在通过诉讼手段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时的沟通。     

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正当性阐释

环境影响评价具有科技专业性、利益多元性等特征,使得环境行政机关在实施时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面对环境行政机关的裁量判断,现行模糊的环境立法并没有为司法机关能否及如何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精确指引,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备受质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法治国家中的权利无漏洞保护需求,分权原则不容许有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存在,以及司法权制约行政权政治框架中的正当行政程序标准等均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日本环境法中非规制调整方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环境法的调整方法除规制方法之外,还有综合性方法、经济方法、信息型方法、行政指导、环境协定、事后措施等非规制调整方法。规制方法与和非规制方法各有其优劣,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应当注意将该两种方法运用在不同的情形;同时,应当注意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引导合意方法的运用方向应为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生活型公害及环境舒适问题,我国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存在合意方法即行政指导、环境协定应用得很少等缺陷,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加以改进。     

论环境行政许可制度

环境行政许可制度是我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获得有关权利的法定途径。文章从我国环境行政许可的特点与缺陷入手,通过对美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