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对良史的期望

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 2 0世纪中西方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两种“新史学”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点及优劣得失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总结。梁启超和鲁滨逊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我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以往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当我们开拓视野,把它放到现当代国际史学日渐发展的大背景中,又觉得我们的这些成绩是那样地微不足道。 我曾经在不少场合表述过这样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价值论说

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结合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实际,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正确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必须以历史的态度认真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任何时期的历史学的发展,都有赖于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实在是关系着整个历史科学的前途和命运。不管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史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整个史学发展的重要性,...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点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索,是不是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如果说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这些成就表现出哪些特点?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评价新时期的史学时,...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在分析与借鉴中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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