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1942年河南大旱荒与政府应对

1942年,河南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为了应对灾害,国民政府采取了赈谷、赈款、施粥、平粜、移民、工赈、除害与祛疫等多种措施。但是由于政府的腐败、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国民政府的救荒存在很多不足。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没有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了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试评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晚清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的热情。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

清代江浙漕粮的七次赈闽,时间上集中出现于康雍乾时期,空间上以输入漳、泉二州为多。赈闽漕粮以海运为主,平均数量约10万石。作为官方弥灾的重要举措之一,清代漕粮赈闽的数量和次数虽然有限,但意义不可低估,不仅凸显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积极调控以及对民生的重视,而且表明了漕粮功能的进一步社会化。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民国湖南华洋筹赈会研究

湖南华洋筹赈会存在于1921-1924年,主要从事筹赈、急赈、工赈、米禁等灾害救济活动.它是当时一所新型的近代义赈机构,以典型的官绅合办模式运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和浓郁的近代化气息.它是此间湖南灾害救济的主力军.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华洋义赈会工赈救灾活动析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介绍防灾思想,并将其付之于实践,这些被证明是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华洋义赈会工赈实践活动中,可以透视出民国乡村士绅的作用及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国家衰败情势下,民间力量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研究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措施基本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方式.赈务主要有急赈、蠲缓、平粜、工赈等措施;救灾措施主要有抗洪救灾、治理和防疫治理等.     

经元善1880年赈直述略

经元善是近代著名的慈善事业家。他所倡行的义赈活动规模大、范围广、募款多,对近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79-1880年直隶连续遭受水灾,他筹措巨款,设厂赈饥;并于1880年亲赴直隶赈灾,注重兴修水利,消除灾源,提出治河代赈说;通过赈直,经元善上连炙手可热的清朝权贵,如李鸿章等,把自己的事业从上海一隅扩展到了全国范围。1880年成为他人生和事业的重大转折点。     

清朝至民国时期米禁与商品经济关系探析

米禁是一项重要的赈务辅助措施。清、民国时期十分盛行。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赈灾救灾不无裨益,另一方面有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负面作用较大。同时部分人反思米禁,形成了以经济方式救荒的思想,受历史环境的局限,这一先进的救荒思想很少付于实践。     

从1934年湖南赈务看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1934年湖南旱魃为虐,灾难深重,湖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这些举措虽然大多沿袭传统赈务的方式,但在赈灾机构、赈源募集、救灾方式、信息传递、国内外慈善机构的介入及赈务人员素质的变化等方面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