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法制思想探析

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在其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法制思想。本文重点探析了其“一秉于礼”、“重典救时”、执法宜慎、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的法制思想和实践。他继承了传统的法制思想,同时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等方面,不乏创见,在晚清颇具代表性。     

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出处:《读通鉴论》卷八,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关于治吏宜严、养民宜宽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出了治吏和养民应有不同的伦理态度及其彼此并行不悖的治政理念。治吏必须从严,否则官吏就会恣意妄为,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动摇执政根基。所以,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使其心中有江山社稷和国法百姓,勤政为民,清廉自律,这是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严以治吏不止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更重要的是"严之于上官"。严格要求下级官吏,严惩下级官吏的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王夫之法制思想论析

王王夫之通过对历代有关法制的评判以及吸收时代新的法制元素,形成了他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具有近代因素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构想和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成受裁”的法治社会理想,从制度层面对如何有效监督君主权力的进行探索：在对待严刑峻法、肉刑等问题上,王夫之的态度与正统的儒家别然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的是一种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提出了“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思想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

王船山深恶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憎恨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提出应考核官德,杜绝贪贿;主张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认为治理吏治腐败,应抓住问题的关键,即严惩上官。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深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和建立清政廉洁的干部队伍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宋代的"厢官"

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厢”。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说:“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统之。”“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共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北宋建立后,鉴于京师居民增多,民事纠纷日繁,开封府职责过重,于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负责。《宋会要·兵》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明道年间,御史张奎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由于城市中“厢”的设置是从驻军划分防地开始的,并逐…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孙占元吏治，指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成绩。晚清著名政治家左宗棠讲求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吏治务求予以整饬，并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主张以“训吏”和“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整饬吏事与“察吏”吏治的好坏，关系到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冥使错勾及"具魂法"、"重生药"母题研究

冥游返阳,如何解决当事人肉身保存问题？“具魂法”、“重生药”是中土冥游故事吸收印度民间智慧对当事人还阳技术问题的具体操作。“冥游得悉阳间未来事”与“预见母题”相交叉,冥游者常无意中获得秘密。在冥王公正与冥吏疏忽的行为比较中,冥狱威严与冥法公正,成为阳间吏治的一个生动参照,冥游者在人间的现身说法成为可能,并强化了故事的可信度。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当前我国环保执法的利益阻力及对策探析

论述了我国环境问题呈不断恶化趋势,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状。分析了环保执法效果不佳、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利益分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合谋、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影响环保执法有效性的因素。提出了推进税制改革、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建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等措施。     

陈宏谋吏治思想研究

陈宏谋是清代乾隆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历任十二省高官,对于地方治理有着丰富的经验.陈宏谋提出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思想和原则,对于我们现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失盗又遭官”的逻辑从“讳盗”现象看清代地方司法

从消弭盗贼，维护社会治安出发，清代建立了一整套预防和治理体系，但最后却似乎背道而驰．出现了“失盗又遭官”的局面。从“治盗”到“讳盗”，从“讳盗”到“诲盗”，从“失盗”到“遭官”，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一条线索。从而呈现清代地方司法状况以及背后的逻辑。     

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中的互动——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为例

伏波信仰是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互动中的代表。一方面,两伏波将军通过国家册封、地方官员倡建庙宇、士人歌颂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题等形式,形成了神灵在中央的正统性和弘扬的主题。宋元时期,伏波信仰水神的主题不断放大,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规律。伏波信仰的变化,渗透着国家祭祀的逐渐地方化,渗透着国家在地方秩序构建中,利用英雄等神灵信仰在地方的空间逐步展开和深化。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

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中出现的庇荫网模式与以下三个制度因素有关。首先,是上下级之间“恩主—受庇人”的庇护制关系。其次,是部分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一些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受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人事组织结构,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地方司法官员的司法庇护。这三种制度性因素,是中国特色的“地方苏丹化”的结构性基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在制度创新方面作出重大努力,这种以庇荫网为基础的类苏丹化的地方政治顽症就很难根本铲除。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