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国家范式的研究进路及其评价

伴随着从精英党、大众党到卡特尔党的政党政治变迁,西方政党理论建构开始从政党-社会范式转向政党—国家范式。这种理论进展以国家共识优先于政党政治为前提,以政党—国家联结为框架,采取经验描述对卡特尔党进行逻辑论证。这虽然仍然未能脱离参照精英党原型建构起来的政党—竞选制度实践,甚至还在实践上遭到各种批判,但如果引入善政评判方法就会为政党理论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特别是由此形成的超越政党竞争范畴的理论倾向,为国家一党执政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开放性。以往政党—社会范式把一党制归结为非民主体制,但现在的政党—国家范式建构,可以不再局限于政党竞选实践,而是进入国家治理善政目标考虑。从这种研究中可以捕捉一种善政评判导向的政党理论建构前景,由此深入探究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诸种事实做出尝试性理论解释,展现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面相和运行机制,这对我们以善政视角全面理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及其演变

“政治体制”这一概念,是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现代政治研究的产物,它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但其确切含义众说不一,尚无定论可恃。依笔者之管见,所谓政治体制,是指阶级阶层(首先是统治阶级)、公民等政治主体,通过国家机器、政党、社团(或压力集团)等政治设施,利用法律、政治原则等政治规范和特定的政治文化,实现其价值、利益乃至战略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相比 ,有四个不同点 :在取得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外生党(革命党 ) ,西方执政党是内生党 (选举党 ) ;在执掌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执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部分执政党 ;在整合社会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权威党 ,西方执政党是权力党 ;在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是合作型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竞争型政党。这四个不同点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 ,而西方执政党都不具有领导党的属性。中国共产党只要尊重人类社会执政规律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权运行规律和社会自身运行规律 ,就能够正确地领导国家与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超越政党多元主义：论霸权党制及其类型学

政党多元主义是内生型政党(体制)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政党多元主义一直被西方民主理论中的政党理论视作一种自然。然而，那些后发现代化、仍需完成政治系统重构的政治共同体的政党(国家)体制建立逻辑并非政党多元主义。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通过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苏、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的波兰和中国，可以发现一种非竞争性的双层政党(国家)体制的生成逻辑。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共识型领导党制”,它不应被视作一种与主导党制相对立的非民主类型，而应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考虑其政党(国家)体制类型学。     

人工智能时代政党的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与启示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不断对政治进行渗透,日益对国家主权、社会秩序和执政环境等进行深度嵌入与整合,这些智能技术在变迁过程中也蕴含着大量应用场景失控或防控措施缺失等问题,乃至于影响现代政党的政治安全。一些西方政党纷纷将智能技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党动员、内部治理、政治传播,并把人工智能运用到社会治理、政权巩固等方面,进而一度有效维护其政治安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政党发展的新趋势,借鉴西方政党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护政治安全的主要策略,能从顶层设计、治理实践、国际合作等三个方面为维护党的政治安全提供重要启示。     

党的"执政"概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主题

本文深入地讨论了党的执政概念所包含的确切内涵和目前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两个维度,还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方位所包含的党政关系问题和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认为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第一个维度是"领导大于执政",党的领导实际所包括的政治关系,要远远大于党的执政所包括的政治关系,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执政.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执政包含领导",这个执政概念是一个"大执政"概念,包含了"阶级联合体"和"政权联合体"以及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党和政府文件中使用的"执政"概念就是这个"大执政"概念.这个大执政概念,与现代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执政概念和体现的政治关系和逻辑完全不同.本文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关系的架构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的是"党的执政一元化"的趋向.而这种党政关系结构要求党必须保持和体现它的先进性,做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国的党政关系建设在重视法制化的同时还应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道德文化建设.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对新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是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政府退出后对公共空间或社会自治领域的保证和监督的责任.不仅继续关注如何完善组织和运用政权问题,还应关注帮助人民实现对权利的觉悟并保障人民依法运用、维护和实现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第二次革命"或"自由革命".目前可以选择实行政治上的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加强执政建设同时重视对公民社会的领导建设.     

论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发展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其政治要求主要地是通过领导发展经济来实现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党的自身执政地位的巩固,都依赖于党对经济建设的有效组织和正确领导。因而,党领导发展经济的能力也就成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中心内容。是否解决好把马列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学会领导经济建设,较快地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着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盛衰兴亡。这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试析党的执政资源建设

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它涵盖党的建设的各个层面,事关党的前途与命运。就形态或属性而言,执政资源主要有物质、政治、精神三大门类。研究执政资源理论,加强执政资源建设,对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冷内战”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加速态势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文化转型态势日益明显,其基本路径是从“共识政治”向“对抗政治”的转变。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推动了这一转型进程的加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他与所有其他美国总统不同,从未放弃总统竞选期间的分裂性逻辑,使既已存在的“冷内战”全面升温。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加速态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政党极化甚至相互仇视为特征的政党对立,以少数族裔总体支持民主党、白人总体支持共和党为特征的族裔对立,和以城市支持民主党、乡村支持共和党为特征的城乡对立。拜登当选并执政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冷内战”的温度,并可能使“共识政治”得以复苏;但迄今为止美国仍未找到摆脱政党对立、族裔对立和城乡对立等“冷内战”的有效途径。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仍是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且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关于政党现代化与苏共兴亡的关系

关于政党现代化与苏联共产党兴亡的关系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采取两个人问答对话的方式来进行递进剥笋式的剖析。△号代表后者,○号代表前者。一、现代政党政治的由来和特性△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中枢。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制国家已经寥寥无几,只限于一些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在有党制国家,总有各种政党不断起落浮沉。凡是能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造福最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党,就能赢得民心,上台执政,甚至连续执政,否则就要下台、衰落,甚至灭亡。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甚至灭亡,并不会造成社会制度剧变;而在苏联和东欧多国这样的社     

纵论“海派”

何谓“海派”?查遍国内出版的辞书,似乎难以找到应有的诠解;向谙熟“海派”种种的老人们请教,似有“难言之隐”,大多谦恭式淡淡一笑,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事出有因,受“左”的影响,迄今为止,在不少人心目中,“海派”、“海派文化”仍是一个贬意颇浓之词。但凡说到“海派特点”(或曰:特性,特征),便是: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奴役之下形成了一种畸型、变态的生活内容、社会心理、文化流派。概言之:商业化,小市民化,买办化(或曰洋奴化)。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揭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全面的发展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规律;坚持马克恩主义的政治文明观,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庄严使命,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的规律;坚持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揭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最新科学成果。     

历史主心骨:群众的政治性意义

现代性政治的许多特征都能够追溯到群众现象,群众的发明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成就之一。群众不是一个抱团取利的特定集团,不是一般无意志的存在,而是一种无限开放的、创造性的历史力量。群众的概念具有历史普遍性、通用性。如果没有群众,无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还是社会主义平等政治将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今天,一种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创新性设置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式政治哲学之当代阐释的核心问题。     

论影响政党执政绩效的几个关键要素

政党执政绩效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党在执政中能有效控制公共权力,顺利实现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进而有力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二是执政党以较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执政党的职能,提高执政效率,以执政的显著成效获得人民的     

“铁血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王者之路

“普京尼亚胡”，一位以色列专栏作家这样称呼他。更有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之王”。2013年1月22日，内塔尼亚胡对自己的第三个任期发起挑战。如果他能够成功当选，并完成自己的任期，他就将超越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成为执政时间最长的领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像样的对手……不过未来，这位“以色列之王”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社会建设中的现代政党——政党社会属性演化的新动向及由此所决定的党社关系

政党社会属性变移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政党由阶级性政治组织向阶级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党组织和政党观念的日益开放.在此背景下,党社关系已经或即将出现如下重要转变:政党由以阶级为基础向以社会为基础转变;政党由强调阶级利益向注重社会整体利益转变;政党由社会控制向社会协调转变.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民主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呼之欲出.面对这样的社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宜在社会性向度上积极探索,适时进行执政方式的变革,形成以交互性为互信原点的新型党社关系.这对于执政党拓展执政合法性,提升自身权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两个务必”的历史维度——学习习近平同志再谈“两个务必”的体会

最近习近平同志再谈“两个务必”,对我们党具有深远意义.一支政治势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政治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是由一个阶级或一个政治集团取得执政地位后因社会地位、所处环境和历史阶段变化以及缺乏制约监督而产生的骄傲、腐败、分裂和懈怠所致.“两个务必”的重要启示是：必须永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党的旺盛生命力.     

试析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性

“民族保守主义”是当代日本主流派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及政策、主张。它的产生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逻辑必然,并外化为“政治右倾化”。近年来,日本大部分政党及其政策的“保守党化”与“民族主义”形成“政治共鸣”,在以传统文化、价值观及“民族气魄”等独特符号粉饰“历史罪孽”的同时,不断推动“普通国家”的大国化进程,演绎出一系列“民族保守主义”的执政理念及政治实践。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党优化执政资源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需求在升级、分配不平衡、生产不充分。这对新时代党的执政资源的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面对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党必须提升执政资源的聚合性,这对"党的领导"提出更高要求;二是面对多元社会阶层分配不平衡,政党必须提升执政资源的有效性,这对"党的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三是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充分,政党必须提升执政资源的驱动性,这对"党的执政"提出更高要求。聚焦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党优化执政资源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优化执政资源,在人民立场中优化执政资源,在深化改革中优化执政资源。     

认识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高"五种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一个政党是否能长期执政,并不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主观意愿.任何一个党作为执政党,都有长期执政的强烈愿望.但客观上,各政党执政的实际效果大不相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人执政,怎样执政,以及如何认识、尊重和把握执政的基本规律.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执政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在于宣称自己多么正确,也不在于为自己执政制定了多么系统的法律依据,而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