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遭遇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以往关于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国内外研究均忽视了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基于此,可以构建一个融合发展经济学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分析框架,将老龄化因素纳入城乡二元经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探讨老龄化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理论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资率、降低农村的储蓄率,但同时会提高城市的储蓄率,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二元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模糊的;（2）城市化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增进国民福利,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下降,降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率,从而会减缓城市化的进程并弱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有助于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与教育产业

经济增长是本期的国民总产出相对于上期的国民总产出增加的百分比,与其相关的经济学分支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总量表现形态,是经济发展可观察、可度量因而也是最现实的层面.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必须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决定论,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开发的成功经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促使教育产业的兴起.     

从高增长低福利到国民经济与国民福利同步发展——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历史与未来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先后以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为代表,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国民福利并未获得同步发展,实践中还表现出强者优先、普惠性弱、与就业及收入密切关联、家庭保障重要等特征,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快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挑战.21世纪是亚洲世纪,也将是亚洲国家普遍增进国民福利的世纪,将国民经济发展成果转化成国民福利并保持同步发展,以及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扩大公共支出、造福全体国民,最终建立公平、正义、共享型社会,将是亚洲国家在本世纪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政府介入与全球化时代的福利经济学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与民族工业对一国的福利经济学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时期福利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不同.只有政府合理而有限的介入,才能很好地解决国民福利最大化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人民币升值的互动性研究

无论是马克思经典理论还是当代经济学说均认为,诸种经济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具普遍联系,这为对看似"偶现"实则"相关"的经济现象展开互动性研究提供指向.当今中国并存两大热点甚至难点问题--中短期内的人民币"稳步"升值与中长期内的人口"加速"老龄化.如何对之进行融合式而非割裂式研究以利有效对策的探寻,这是国内理论界亟待探讨与创新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两者的互动性视角,试图初步回答如下问题:人口老龄化与币值变动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如属后者,在现有理论框架下如何诠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民特别是老龄人口的福利影响如何?人民币升值对解决养老金空账等问题有何正面效应?     

福利分配平等性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新中国六十周年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文章分析了1949年以来福利分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与事实,总结福利分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中介渠道,对福利分配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总体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福利分配在阶层之间存在不平等,福利分配状况受制于财政支出与政策选择。通过改善福利分配的平等性,对投资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环境产生正向激励,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中国社会福利重构中的金融危机与制度应对

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和农民工就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发生后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并在政策层面快速做出发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们看到,任何经济危机都会影响到社会层面,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提出挑战。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正在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来说,成为检讨新制度是否有效以及在哪些方面存在漏洞的机会。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长远目标,应是不断增加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增进国民福祉。从增进国民福祉这一长远目标出发,目前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选择性制度设计要向全民性制度设计过渡。在福利水平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福利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应当把社会福利建设提高到事关民生的方方面面,实现从物质需求福利向精神需求福利的过渡。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福利体系设计还要遵循弹性原则。     

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及政策意义

传统的增长理论假设经济增长是没有生态极限的,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持续的福利改善,现在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经济增长存在着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提出了政府规模对于福利提高的门槛问题,论证了治理门槛与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的一致性;因此,讨论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 :比较收益差别撬动、人口增长惯性促动、市场化进程推动、工业化浪潮启动、城市化进程发动等。建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加快社会转型的民主化进程 ,促进中国人口的有序化合理流动 ,将会是国民资源配置优化和保障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创新路径 ,也是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诉求。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但这种基于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自身蕴含了一个增长悖论,即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支出需求,福利负担的加重反过来会削弱经济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服务化、老龄化使得增长悖论凸显,各国不得不在财政约束、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难困境”中做出权衡,由此持续至今的结构改革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启发价值。     

2000年浙江土地资源供需矛盾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现人均耕地仅有0.6亩,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日益发展,到2000年,人均耕地将进一步减少,人地的矛盾也与日俱增,如不早研究对策,必将严重影响我省因人口和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土地资源供需矛盾对2000年国民总产值翻三番的宏伟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对我省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特征与问题进行了考察,对我省90年代土地供求矛盾作了预测,并探讨了对策。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进步——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市场培育技术”的转变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支撑,但必须注意到其不利影响。通过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研究历史脉络的梳理,在理解经济增长理论均衡分析缺陷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应坚持国民福利最大化原则,逐步实现从外源性技术进步向内生性技术进步的转变,主导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我国现代化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现代化建设起着根本性的、关键性的作用.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国民不仅总体文化程度低,科技人员少,专业管理人员水平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且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较低的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弊端,阻碍着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明确责任,采取措施,抓好落实,尽快使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在较短时期内有一个大的提高,从而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资源制度与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分配——兼论中国"三农"问题

资源制度的不同选择,直接影响一国国民财富的生成、增长、分配,这种影响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所以,构建一国的资源制度要从多个视角进行。中国当前发展中面临的国民财富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制度问题,是由于特定的资源制度导致国民财富之母——资源——被少数人控制,进而使有限的国民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最终造成国民财富分配的扭曲、社会结构的断裂。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福利的重大政策实践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经济学家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对上述实证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各种争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国力”要素中人的因素分析

本文着重就国力要素的主要构件──人的因素进行深层次透析。作者通过对一国的国民教育人口、经济人口、民族同质性、国民士气、文化信仰等基本要素,以及一国人力与国力的互动关系的深入阐释和辩识,指出在世纪转换之际,实施适合本国发展实际的人口生产发展战略,增加国民的文化教育含量,增加国家的经济人口含量,提高国民的国家主义意识,应当成为国家政府的主要操作行为。     

我国失业原因和就业对策探索

中国正面临失业的严重威胁,造成中国严重失业的基本原因有二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失误,导致中国人口存在二大问题,一是人口多,二是质量低.另一方面是改革提高了劳动效率形成相对人口过剩.解决失业首先要调整经济发展观,要从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同时,国家应发挥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来增进就业.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的经济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愿景的基础支撑.依托“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在建的和规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构造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联通的运输成本消减指数,再以此作为政策冲击变量,运用GTAP模型模拟预测各经济走廊在建项目完成、所有项目都完成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差异悬殊;交通设施联通度提升的运输成本消减指数也有所差异;各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及国民福利增长,且六大经济走廊设施联通同步推进产生的经贸、福利效应更为显著;各个经济走廊的交通设施联通中,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效应最大,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只有在规划中的项目均建成后才会明显受益.尽管美国等域外国家会因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而利益受损,但世界总体福利仍会有显著提升.     

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失业及其治理

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失业及其治理袁志刚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其他经济资源大大过剩的国家。同时，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劳动人口供给的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每年都会有无法安置的失业人口的出现。在计划经济...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