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之维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具有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先锋派理论。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日常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奠定了语言哲学基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学家借鉴当代西方哲学成果,吸收了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思想内容,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找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合一的哲学基础,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的建构,实现了对传统西方行政理论的全面解构和超越。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解构与重建——后现代主义的指向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在后现代主义的指向下,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所指的＂保护行政免受质疑＂,而是指民主治理中行政角色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公共行政领域从未能有效地处理过这一问题,因此,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对现代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核心——＂理性的人＂的治理模式和官僚制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利用合作实用主义、公共能量场、政策网络话语等重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房地产政策制定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合法性框架应是“部分人”在公共能量场中的有效对话。通过解构房地产政策制定,可以发现我国房地产政策制定既不属于环式民主模式,也不属于社群主义模式,而是具有一种典型的单向度官僚式独白特征。要重构有效合法的房地产政策,必须推动政策对话由官僚制走向公共能量场,根据话语理论来建立多元政策对话机制,建构“部分人”之间有效对话的政策制定模式。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话语

建立在理性官僚制基础上的现代行政管理无法适应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因而作为对以往行政理论进行矫正的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也无济于事。正是面对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麦克斯怀特的合法性话语、法默尔的反行政话语以及福克斯与米勒的话语民主等理论都是一种理论谋划。麦克斯怀特的理论更激进,持一种彻底的批判性立场,当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来回溯以往的行政理论时,就意味着所有都是需要怀疑的。法默尔居于中间,先解构以往的行政理论,然后再建构,但其贡献仅仅是提出想像与他在性,因而其理论是不彻底的。福克斯与米勒的话语民主理论具有建设性,尽管他们只是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但毕竟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后现代话语反映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现状,上述三种话语尽管属于后现代阵营,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话语独白的倾向,他们的共存共在说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自主化程度还不高,还不足以有力地解释现实。     

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批评,古典行政思想面临巨大的危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酝酿并试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思想的主体.这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包括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体制公共治理理论、盖伊·彼德斯的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等.因其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摒弃或者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倾向,都可以称之为后官僚制理论,或者后官僚制时代的治理理论.后官僚制时代的公共治理体现了服务、竞争与契约主义原则和多中心制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