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犯罪"意思联络"的客观预备性

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在我国刑法通说中一直被认为是共同犯罪的主观因素,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是共同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前提条件,鲜有人肯定其客观属性。与此同时,无论大陆刑法理论还是国内刑法理论大都承认"共谋"的客观属性,共谋也是一种行为,参与共谋而没有实行犯罪者也是正犯之一。"共谋"与"意思联络"并无本质区别,"意思联络"在内容上是共同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在形式上却是一种客观预备性行为。因而,参与"共谋"或"意思联络"便意味着实施了共同犯罪的预备活动,只是由于在实行过程中的分工的不同,可能构成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或者帮助犯。     

论共同犯罪“意思联络”的客观预备性

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在我国刑法通说中一直被认为是共同犯罪的主观因素，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是共同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前提条件，鲜有人肯定其客观属性。与此同时，无论大陆刑法理论还是国内刑法理论大都承认“共谋”的客观属性，共谋也是一种行为，参与共谋而没有实行犯罪者也是正犯之一。“共谋”与“意思联络”并无本质区别，“意思联络”在内容上是共同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在形式上却是一种客观预备性行为。因而，参与“共谋”或“意思联络”便意味着实施了共同犯罪的预备活动，只是由于在实行过程中的分工的不同，可能构成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或者帮助犯。     

共谋共同正犯论的中国展开

我国刑事司法实务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基本予以认可,但存在适用范围过广的不足。我国刑法学对共同正犯的支配性问题未做细致讨论,缺乏判断正犯性的具体标准。正犯的实质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对于犯罪支配概念应当在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它在直接正犯、共同正犯和间接正犯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共谋共同正犯概念,需要充分关注此类正犯的特色不在于对构成要件行为的支配,而在于通过支配犯罪的因果流程造成法益侵害,共谋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实质贡献由此应被评价为与实行具有等价值性。如此展开共谋共同正犯论既能够为加强相关案件的裁判说理提供支撑,也有助于准确区分主、从犯以实现量刑精确化,同时消除刑法学说和实务之间的对立,将法官裁判时的选择、决断,以及适用刑法的积极姿态等纳入刑法解释的关注视野。     

我国未规定共同正犯不是立法疏漏

我国虽然没有共同正犯的规定,但理论与实务部门却广泛接受共同正犯的归责原则——一部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一部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适用根据是因果性的扩张性和实施部分实行行为的正犯性。我国仅规定教唆犯,而没有规定帮助犯和共同正犯,说明我国在共犯分类上采用的是不同于德、日分工分类法的作用分类法。虽然采用分工分类法的国家都同时规定了教唆犯、帮助犯、共同正犯,但是我国明确采作用分类法,而不采分工分类法,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刑法中不规定共同正犯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采作用分类法和统一正犯体系的必然选择。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论教唆未遂

教唆未遂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共犯从属性理论认为,教唆犯从属于正犯,如果正犯未着手实行犯罪行为,那么教唆犯就不成立,从而就谈不上教唆未遂的问题。共犯独立性理论则主张教唆犯独立于正犯,即使正犯未实施犯罪,教唆犯依然成立,即成为教唆未遂。而我国通说认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其既从属于正犯又独立于正犯,这就为理论上解释教唆未遂带来了困境。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教唆未遂理论进行一下梳理,并对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关系作出判断,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     

论从犯的未完成形态

从犯的未完成形态涉及从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日本刑法理论和判例有关从犯的未完成形态的见解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在不同的行为阶段,成立从犯有着不同的条件。中国《刑法》将从犯分为帮助犯和次要实行犯两种。前者属于狭义共犯,可准用教唆犯未完成形态的结论;后者实为正犯,可准用共同正犯未完成形态的结论。     

试论共同教唆犯

共同教唆犯不同于传统共犯理论中的共犯教唆犯,其构成要件有三：教唆犯主体为二人以上;各主体有教唆他人犯罪的共同故意;各主体有共同的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对共同教唆犯的定罪处罚,应以刑法分则中单独规定教唆罪为基础,井以各教唆主体在共同教唆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而论。     

日本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困境、成因及其启示

日本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在＂重处必要性＂和＂合法条逻辑性＂这两种理论诉求的相互较量中陷入困境。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不在于理论上没有穷尽解释性的求解可能,而在于日本共犯制度所采用的个别化处罚原则设计。在这一困境成因的启示之下,探讨参与犯处罚原则的应然设计模式非常必要。在＂个别化模式＂＂、主从关系模式＂和＂等价处罚模式＂当中,＂等价处罚模式＂显然更具合理性。     

我国共犯参与体系双层次区分制的证成研究

传统共犯参与体系的区分制和单一制都存在固化的症结,与我国刑法规范并不契合。我国刑法存在教唆犯、正犯和帮助犯的直接规定,也明文设置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的参与角色,前者以分工为据侧重于处罚范围限定功能,后者以作用为凭倾向于量刑实现功能。这种分工与作用的双重划分足以证明我国共犯体系应当归属于双层次区分制。正确识别和运用双层次区分制,在立法层面可以扭转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趋势,在理论层面能够避免正犯概念臃肿化的趋势,在司法层面有助于促进定罪和量刑功能专项化。双层次区分制在我国既有规范依据,也符合实践惯性,应当被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