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视阈下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兼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从学术文化视角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构成,对于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家族文化承传和学术走向作为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家族学术特征和文化承传探讨家族政治和伦常婚姻发展存续的内外在特点,则表现出《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独特的视角与思维。该书涉及范围广泛、触及问题众多、史论探讨详尽,无疑为此类课题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个案尝试。     

汉、晋琅琊地域郡制及户籍人口迁变考略

琅琊自秦汉以来便以其特有的地缘政治之优势受到历代朝廷之重视,由于史料记载匮乏,作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设三十六个郡之一的琅琊郡的户籍与人口的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刘邦建汉后琅琊作为齐国之东部屏障,加之其丰饶的物产、庞大的户籍人口数量以及特有的地缘政治特点,却越来越受到朝廷政治之重视.魏晋以来随着门阀士族政治的崛起,琅琊地缘政治之色彩亦更加浓厚,虽然因战争等原因琅琊之地域以及郡制不断迁变,但琅琊却因其地缘政治之优势一直受到朝廷以及世人之关注.     

《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简介

聊城大学文学院王连儒教授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2013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以汉魏六朝时期瑯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为研究主体,以朝代先后为轴线,以婚姻政治和学术文化为坐标,以所处朝代发生的重要历史及政治事件为参照,同时兼顾到士族间的婚姻政     

“道”与王氏新学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逻辑 ———兼论新旧党争的学术动因

王氏新学作为南方学术更具自由性、开放性,在疑经风气的影响下,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狭隘性而融通三教,并转入对道德性命的形上探讨,作为其核心范畴的"道"也超越了儒学之"道"的伦理道德属性而成为具有自然性的终极本体。由此推衍出以"求利"为核心的变法实践,并形成与坚守传统儒学价值的旧党之间的持续斗争。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元笔宋法与乱头粗服--论四王与四僧艺术思想之异

四王提倡"元笔宋法",但他们之学元四家,多侧重在"法"而非"道",缺乏代表时代精神的"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四僧以"乱头粗服"为尚,立意、感情与四王不同,艺术上是"以丑为美",其理论表达应旁征于傅山的书论,有着以刚健精神树立民族气节之义.     

堕落、探求与拯救——《蝇王》原型主题之重释

<蝇王>是戈尔丁精心打造的具有现代神话特质的、典型的原型文本,其主题一直是学界至今依然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其原型理论之下的主题阐释亦有多种.本文通过与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原型比对,倾向于<蝇王>的真正主旨在于探寻人性堕落的缘由,并探求人性和全人类最终的救赎之路.     

法与道德的异同及功能互补--兼论实践中法与道德的矛盾

法和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在人类的特定历史阶段 ,二者不可或缺。从概念上分析 ,二者的区别仍然很明显 ;从功能上看 ,彼此间相辅相成、相互适应。实践中 ,法与道德在寻找契合点时常常发生矛盾 ,且主要反映在立法层面上。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宋代政治与文学家庭

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最为重大,宋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尤大。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靖康之变”的民族战争,主战与主和的政治斗争都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这就为宋代文学家庭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宋代通进司及其职能

宋代首创通进司,掌受进呈给皇帝的官私文书并进行审查,将经皇帝批阅的文件颁下。宋代之通进司是中央文书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对通进司的源流演变、职责作用等加以考察,并就其与进奏院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分析,以期复原宋代文书传递的部分流程。     

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

晋代的政治环境既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及其地位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元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地位决定晋代史家的历史认识,政治环境决定晋代史家思考历史的立场与角度,政治得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将晋代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特色。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     

论宋、金德顺军之战

发生于高宗绍兴末年的宋金德顺军之战，是决定这一时期整个宋金战争成败的关键战役之一，本文从西部宋军的战斗素质以及宋廷主战派北伐的战略部署、德顺军所处的重要的战略位置，论述德顺之战对宋金西部战场乃至整个战局的影响，认为非战场因素即“将从中御”是导致宋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