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练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辨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     

略论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元康时期的玄学较之正始年间的玄学和竹林名士的玄学有一个明显差异,这就是它既不象正始玄学那样慷慨激越,热切寻求“崇本举末”,“执一统万”的系统理论,也不如竹林名士那样愤世疾俗,积极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清静空寂”的理想境界,而是试图将两者加以综合,冷静理智地阐发出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宇宙观与历史观、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统一。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于其主要著作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

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变 ,是汉魏之际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纵观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理论发展轨迹 ,主要表现为从“儒道互绌”到“儒道双修” ,从“分文析字”的训诂到“辨名析理”的玄思 ,从经学神学目的论到玄学的宇宙本体论 ,以及从宇宙哲学到人格哲学的演变 ,使得思想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试论孙绰玄学本体论之变通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孙绰为东晋时著名玄学家,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在他身上,非常清晰地体现了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发展与变通,以适应调和“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时代要求,其一生的“处”与“出”,也很典型的体现了“玄儒双修”的时代潮流;作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孙绰的创作体现了其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别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缺陷。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

玄学人格精神是玄学理论的人格化和现实化 ,在玄学理论构建的动态过程中 ,玄学的人格精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前期玄学表现出对于名教进行极力诋毁的庄子精神是玄学理论对儒家一尊的矫枉过正 ,对社会的影响虽大却很快就被历史淘汰 ;后期玄学以郭象《庄子注》为分界 ,通过郭象《庄子注》对庄子原意的改造 ,魏晋时代的人格精神建立起来 ,这是真正的玄学精神。玄学人格精神的内涵是不忘现实而又追求飘逸高远的儒道兼综。     

魏晋佛性论──兼谈玄学情性论

佛性理论问题是整个佛教的中心问题，其涉及宗教信仰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宗教哲学的形而上问题，即探索一切现象背后的依据，回答世界究竟是什么。其二是宗教实践问题，即探索佛徒修习的最高境界和修习成佛的内在依据或可能性，回答如何才能成佛。魏晋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般若学和涅佛性为重点而展开，以之与玄学贵本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在中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佛儒道三家相互融合会通的特点。本文拟以佛性理论为重点，探讨魏晋中土佛性理论…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

魏晋时期,价值观上的天人关系以自然与名教之辩的形式出现,尽管先秦道家的观念得到了某种复兴,但玄学的主流仍上承了儒学的传统。不过,相对于前此的儒学,玄学所体现的儒家价值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突出地表现在自然原则的空前提升。儒家从先秦开始,注重人道原则和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儒学始终将化自然为当然放在首位。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随着儒学的正统化,体现人文价值的当然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与虚伪化,后者终于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危机。忽视当然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形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与儒家相对,道家关注于自然原则,后者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纠偏的意义。正是通过援道入儒,玄学的主流将注重之点由化自然为当然转向了化当然为自然,并由此对重建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统一作了尝试,这种尝试既表现为化外在的名教为内在的道德本体(王弼),又表现为普遍本体与个体自性的融合(向秀、郭象)。魏晋玄学由化当然为自然而确认名教(当然)与自然的统一,固然体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但是以名教(当然)的自然化重振名教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延续;而以仁义规定天性、以安名分为自然等等,则表明尽管玄学力图重建当然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尝试似乎未能完全如愿。     

玄学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面对世事、荣利、祸福、生死得失等困扰 ,都能以豁达的胸襟泰然处之。道家玄学委运任化的态度是他化解矛盾 ,达到平静的主要方法。平静的心态 ,使他体悟到了“道”的玄远 ,领悟了自然的真美 ,创造出了物我泯一的艺术境界。他的平静得力于道家玄学 ,然而又超出一般的玄学士人。     

鲍照乐府诗之潜文化素质研究

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多样,思想内涵复杂但又井然有序。既自觉继承了民歌的言情风尚,又弘扬了汉魏之交文人诗家忧念治乱的政治情操。流行于刘宋时期的儒学、玄学和道教等多种文化在鲍照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现实生活又引导着他进行文化选择与整合,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乐府诗的文化素质。     

论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注庄“视脚”

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纂集了从西晋的郭象至南宋的林希逸等十三家注,是现存最早的《庄子》集注作品。该书纂集众注,断以己意;兼顾音训,注重义理;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庄学研究史上意义重大。褚伯秀身为道教中人,却以独特之“视脚”涵摄了儒释道诸多视角,努力克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弊端,他的这种通化的根性值得我们重视。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

这反而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宋无诗“史”的特点。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李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100875~~~~[1]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元人十种诗[Z].北京:中国书店,1990 [3]袁世硕,阿布晋一郎.解识龚开[J].文学遗产,2003,(5):8496.     

儒道互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民族服饰与民族人文精神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儒家人文精神与快乐境界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