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批评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批评与判断,更是对文学创新属性的认识。它和批评对象的关系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它更是一种"平等—对话—沟通"所最终结成的统一和融合。批评家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则是脱离庸名俗利的境界的高屋建瓴。     

论刘勰的作者“才略”批评观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是一篇历代作者通论,是刘勰的作者批评观最集中体现文学批评的篇章。刘勰的作者批评抓住"才略"来确定其批评思路、指导思想、标准和原则,从而确定作者批评以"气"论文、以"才性"论文、以个性论文的指向;同时又拓展"才略"批评的视阈,将"才略"放在社会、历史、时代环境中辨析作者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才略"作者批评具有批评学的意义。     

"批评工程"与"批评之罔"

针对一般理论对批评自身的历史性缺乏反思的"批评之罔",新历史主义论证并实践了其"批评工程论".它盘诘批评语境的合法性并将批评活动自身"事件化";它考察批评的"划界"本质及其参与"社会能量流通"过程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它强调批评活动构造和体验"不同版本历史"的实质并追求文学批评的"横向超越".这对我们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进行批评定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辨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总有人视它为社会历史批评。如美国的魏伯·司各特就说它是“社会批评的一个特殊支派”。近年在我国已有类似看法。如“我们所说的社会批评,当然是指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分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亦即恩格斯所倡导的美学——历史的批评”等等。难道马克思恩格斯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新批评”方法的起点与末路

文学艺术是社会现象之一,它的作者作为社会历史的人,无法不在作品中表现社会历史,因而就无法割断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但是在20世纪产生的多种形式主义美学研究方法,为了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在评论文艺作品中特别片面地夸大形式的意义,岀现了多种以艺术形式为艺术本体的形式主义流派,英美的"新批评"即是其中之一。以艾略特和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方法,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为本体,认定艺术批评的目的在于艺术的自身,阻断了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密切联系,所以尽管他们的理论方法在认识艺术形式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与其同道所秉持的方法,都在时兴一段时间之后走向了难以回转的末路。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

研究与创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必要与可行;作为理论基础与文学批评实践的中介:文学批评史观;现象—系统—模式—概念的研究方法;批评模式的逻辑结构;批评模式的历史嬗变;政治批评模式、大批判批评模式、新政治批评模式及历史审美批评模式与多元化批评模式。     

詹姆逊的文类批评观探索

詹姆逊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一种尝试,他对当代西方文类批评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思考,肯定文类批评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探讨了文类演进历史中的"形式的积淀"与"文类的不连续"问题,重新审视了文类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指出辩证批评有助于当代西方文类批评走出困境.     

从形式回到历史——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20世纪上半叶英美文学批评领域最瞩目的成就应是形式主义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从方法论上讲,形式主义批评模式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文学文本自身,关注其审美与艺术的特征,使文学批评更加专业化,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历史批评,但并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简单重复,文化批评扬弃而非抛弃了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因而提倡从形式层面而非内容层面回归社会历史。     

抽象艺术的文化政治——形式主义与社会艺术史的论争

抽象艺术已经发展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由于最初形式主义占据了批评的主流,而后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切,艺术史一直缺乏合适的契机更好地思考其特征、价值和产生的原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继承了德国传统对艺术自身的形式特征进行分析的特点,并从巴尔到格林伯格建立起一个合理化的现代主义批评范式;也造成了许多对抽象艺术的刻板印象。社会历史方法弥补了形式主义的不足,尤其是夏皮罗对巴尔、格林伯格的纠正,揭示了使抽象艺术具有价值的那种艺术观念并非永恒,而是现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为艺术而艺术"和"纯审美"等现代艺术观念具有其时代的阶级根源,抽象艺术乃至现代艺术的价值不是在于纯形式,而是在于它承载了现代特有的价值。这些论争打破了形式主义批评的霸权,对于中国当下对抽象艺术的理解、实践和讨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新时期《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及文化学批评

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学批评是被广泛使用的两种研究方法。而文化学的批评方法其实是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一种外部广度的开拓。本文通过对新时期《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学批评的回顾,梳理了这些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旨在反思对于《金瓶梅》的社会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傅山反理学思想的社会政治指向——以傅山肯定"无理"范畴为视角

在明末清初反理学思潮之中,王夫之、黄宗羲二人主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理气关系。顾炎武则主要从历史还原的角度,将理学还原为经学,提出了"理学即经学"的命题。相比较而言,傅山对理学的批评,比较侧重于从字义的历史还原和理学的社会作用角度,批评理学之"理"的理论谬误及其危害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从理气关系的角度,认同"气先理后"的思想;(2)从范畴史的角度,消解理学之理的神圣性,认为宋明理学家讲的"理"不合先秦儒家经典上所说的"理"字,缺乏历史根据;(3)认为"理"也有善恶之分,如同性有善恶一样,不是像宋明理学家说的那样,理为纯善;(4)通过"无理与理"关系的辩证,提出了"无理生理"、"无理胜理"的激进思想,这是傅山从理论上批评理学最具特色的地方,从而也显示了其对理学批评的社会政治指向。     

多元批评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

在当下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共存的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已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历史批评符合中国人深层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也依然吁求社会历史批评的介入，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局限，但仍是解释与判断文学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与途径。     

多重视角下的《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似乎一直都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史往往将其置于"神魔小说"的框架下,对其进行道德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这样的批评模式尽管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文本中的诸多谜题,因而对其进行多视角的解读和阐释就变得很有必要。通过对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学、修辞批评、女性主义等批评模式的分析,似乎纣王的行为可被归结为恋母情结的具体体现,申公豹的行为更多地是出于对师父之爱的争夺,而妲己作为一个替罪羊的角色不过是文本叙事者的一个别有用心的修辞策略。     

唯物史观的文化史研究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其动力是基于社会条件之上的人的意识、需要;文化史研究的任务就是研讨历史运动的规律,其方法为"唯物"、"阶级分析"与"实践"。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一些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并批评了传统中国文化。杨东说墨家的"兼爱"是训练平民与农民为"受官僚与地主之剥削的孝子"。陈国强说秦统一之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称赞王莽是"打击私有制之一个大胆的改革家"。陈高佣说中国现代化的途径是在民族资本基础上渐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陈竺同特别重视生产工具的变革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毛泽东说未来中国的文化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尹达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疑古思潮,用考古新材料描绘了中国远古文化的起源。     

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

本事批评作为一种动态持存的批评范式之一,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其本质是向未来开放的"回忆",以此达到历史、现实视界的融合.中国素有"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魅力的本事批评史论和重实际、不穷究、伦理政治化、诗性化以及历史意识缺失的特征论和形态论.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为世界文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

认为罗斯金"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的说法失之于简单化,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文化观.无论是罗斯金发表的艺术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其实都受到他总体文化观的统辖.罗斯金的文化观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因此生发的焦虑有关.19世纪的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转型,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焦虑的背后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而这种焦虑和向往既体现于他的艺术批评,也体现于他的社会批评,并且促成了两者的高度融合.他跟卡莱尔、阿诺德一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使"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充与发展,这里面有着罗斯金不可磨灭的贡献.     

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建设中国文化诗学的意义

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化批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中的"历史意识"才能够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从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以及文艺理论。论文从"对理论及作品的历史化"、"历史与现在"、"历史与文本"三个方面对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在我国文化诗学的建设中所具有的意义。     

美学的历史的：审美批评范式的教学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思考之五

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美学的、历史的"审美批评范式,学术界一直有一种既公认其正确性,又嫌之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看法.重新解读恩格斯的"三融合"批评,其正是"美学的、历史的"审美批评范式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作为最高的批评范式,"美学的、历史的"有西方20世纪的许多批评理论、批评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