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新秩序角度看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法意义

目前,和平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发展不仅反映了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也符合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并促进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秩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与调整,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崇高目标。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它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     

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

国际体系从其本源讲是一个历史概念。世界社会与国际体系相比 ,其基础不相同 ,它的行为主体是非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 :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框架。世界秩序是指一种在世界社会基础之上的秩序 ,重视行为主体的个人、民众运动的力量因素 ,要求以一种符合社会发展、人类共需的新法律、道德和价值观来规范世界上所有行为人。     

从多极格局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以世界格局为基本前提的。多极格局对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国际新秩序的结构框架和保障问题 ,以及它所遵循的原则 ,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WT0规则的完善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公平的世界贸易规则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部分。发展中国家在WTO谈判及规则制定中努力体现公平公正原则。WTO机制对维护国际经济新秩序有积极的作用；其弊端也产生着不利的影响。要不断推进Wm运行机制的改善。     

以和平的理念重塑国际传播秩序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最理想之境,不是在全球传播战争和冲突的价值理念,而是努力化解各冲突方之戾气,建构和平之舆论环境。重构和平传播理念,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要充分传播和平的正能量,这是解决人类心灵的困境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方案。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及其局限性研究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世界核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核扩散的趋势无论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在加剧,美俄等核大国加强自身核力量建设;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带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核恐怖主义显著上升,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冲击巨大,国际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的国际新秩序观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对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它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为目标追求.希望通过积极倡导平等、善意、彼此尊重的国际关系,实现双赢.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为"和谐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但和谐世界理念的落实仍将会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程.     

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文章认为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打击恐怖主义一方面应坚持孤立和打击 ;另一方面应尽力消除引起恐怖事件的仇恨。近十年来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 ,联合国的作用已日益重要 ,“上海合作组织”则成为区域性反恐怖合作机制的典范。     

机制合法性与国际机制的维持

基欧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以经济学逻辑推演出国际机制维持的两大决定因素: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和国际机制的治理绩效。合法性没有纳入其分析的框架。国际机制属于制度范畴,制度合法性对于制度(国内制度)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对此作出了说明。既然合法性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国际机制维持与合法性存在何种联系。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来源何在?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机制合法性可以降低国际机制的维持成本,机制合法性既来源于其自身的效率,也来源于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     

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和谐世界"等国际战略思想.三者思想虽表述不同,但具有本质的共性和逻辑上的有机关系.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和谐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潮流的统一.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关键.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建构

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初创"中国哲学"的系统、厘定"中国哲学"的性质、开掘"中国哲学"的价值、谋划"中国哲学"的规范。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及所表现出的诸多主张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解决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达"等问题,都富有启示意义。     

时代精神境况与哲学主题的演变——兼论21世纪哲学的“世界”主题和任务

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说,其永恒主题是人、世界和超越存在。但是,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生活的哲学,其主题是随着时代的精神境况而不断演变的。本文从时代精神境况人手,着重考察了西方哲学史上各个时期哲学主题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21世纪哲学的“世界”主题和任务。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哲学基本问题的最终结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价值。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哲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升华。     

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下)

近代以来,如何整合知识论和价值论,从而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是整个世界哲学的根本任务.从中国哲学方面来看,在原有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知识论,是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而牟宗三的"三统并建"、"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就是一个范例.但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界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其根源恐怕在于没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好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本文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道体、性体和心体.道体是一个超越的和绝对的本体世界,由值、气和理三种基本元素构成.值是"价值元",乃价值的存有、意义的存有;气是"质料元",乃质料的存有,为物质世界的本原;理是"形式元",乃理则与知识的存有,包含值理和气理两类.三者的特性各有不同:值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或者说是纯真、纯善、纯美的;气本身虽然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但又包含着导致真、善、关和假、恶、丑的可能性;虽然理本身也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却包含着真、善、美和假、恶、丑之理则.     

共同富裕和新发展理念的内在统一性论析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和新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统一性,准确把握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关系,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尤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好非传统和传统安全工作等方面,做好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落实。其实,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是直接的,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上)

近代以来,如何整合知识论和价值论,从而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是整个世界哲学的根本任务.从中国哲学方面来看,在原有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知识论,是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而牟宗三的"三统并建"、"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就是一个范例.但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界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其根源恐怕在于没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好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本文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道体、性体和心体.道体是一个超越的和绝对的本体世界,由值、气和理三种基本元素构成.值是"价值元",乃价值的存有、意义的存有;气是"质料元",乃质料的存有,为物质世界的本原;理是"形式元",乃理则与知识的存有,包含值理和气理两类.三者的特性各有不同:值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或者说是纯真、纯善、纯美的;气本身虽然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但又包含着导致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可能性;虽然理本身也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却包含着真、善、美和假、恶、丑之理则.     

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

21世纪,新全球化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次上构成挑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新地平线上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展示自己当代性,因而必然导致创新、与时俱进。本文基于“时代反思”的基本路径,考察了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及问题谱系,认为理论创新的主题、视界与范式应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宗旨,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