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社会稳定与和谐紧密相关。本文利用1990年至2010年间12个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资料,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动态变迁。研究分析表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是一个具有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国家,并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国公民的年龄与教育水平是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     

有效社会管理与社会信任重建

当前社会管理困境不仅仅源于社会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信任结构的缺陷,现代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频频遭遇"公信力陷阱",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有效的社会管理要求实现社会信任结构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现代转换,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可以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治理变革和社会组织建设三个方面着手。     

物流企业的社会网络特征与企业间信任的构建

第三方物流企业较之其他企业显示出较强的网络特征,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信任构建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物流企业信任的形成与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企业组织社会网络的连接对组织信任的构建产生着重要影响。信任加速了企业获取资源的速度和质量,资源获取是企业网际互动的目的和信任的结果。     

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S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

总结提炼扶贫攻坚时期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等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扶贫治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信任是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信任培育存在一定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多重功能的发挥。为此,社会组织在建立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时,应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内容,以此生成制度信任的空间和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圈层结构,同时也应注重发挥关系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关系升华的作用。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乡村社会信任提升:社会组织治理中的正向效应——基于舒城县“救急难”互助社的实证调查

乡村社会信任是建设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一直以来,社会组织的整合、协调、提供服务等治理作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随着社会组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在与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对增强乡村社会信任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经过对舒城县“救急难”互助社的实证调研发现,社会组织在提供临时救助服务、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协调保障社会利益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与此同时,基于村干部“嵌入”与制度化渠道的建立,社会组织提供了构成信任生成的4个要件,互助社的发展实践与乡村社会信任提升呈现为一体化的过程。对互助社的发展探索可能会为重新建立起乡村社会信任关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共享创新、社会认知与新创组织的协同信任机制研究

聚焦众创热潮和新创组织创业成功率偏低的现实问题,关注共享模式下创新与组织协同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梳理共享创新解析维度,构建共享创新影响新创组织协同信任的理论模型,引入社会认知作为中介变量,社会网络强度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的影响机制。对300个新创企业组织开展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明：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认知在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影响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网络强度在共享创新通过社会认知影响协同信任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共享经济驱动产业升级政策,加强对共享创新的引导,促进创业社会网络和共享平台的稳步建立和生态化发展,提升新创组织的协同管理和知识共享能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业绩效,实现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信任与现代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信任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动得以规范运行的道德准则,而且是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一种支持性资源.市场经济发展在对社会信任迫切诉求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信任缺失的一些问题.本文的重点就是分析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此外结合了我国信任的现状,提出了塑造良性社会信任机制的具体措施.     

论"合会"的信任机制

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民间非正规金融互助组织——"合会",在乡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尽管缺乏国家正规金融制度的外在监控,但由于其成员结构不仅蕴含着亲缘性利他的社会生物学基础,而且,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熟人社会"和"不流动性"的结构特征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等多位一体,构成了坚实的特殊信任,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信任文化。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错位及其矫正方略

近些年来巨额银行不良贷款使我国金融业面临重大风险,产生这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信用缺失,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历史错位,从而导致了恶意逃债的债务人多如过江之鲫。因此,重温中外古代法典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历史定位,从社会理念上恢复和确认债权人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重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信用研究的重要性及政府信用模型构建

当前,社会各界对信用的研究已超出了借贷信用的内涵,回归到了信用的一般意义即诚实守信上。不仅如此,信用的研究领域已不限于市场信用、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政府信用亦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从信用结构看,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市场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及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用推动和发展的。但是,目前对信用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定性的分析上,关于如何衡量信用的大小这方面的研究却未曾出现,创建一个简单的衡量政府信用大小的一般模型有其重要意义。     

学分制：在传统惯性与现实夹缝中迷失自己——对中国大学实施学分制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学分制的本质特征，指出以学分计算学生的学习进程只是学分制的表征，以目前中国高校学制的几个区别性特征分析改良的学制实质为学年制，并探讨了学分制产生发展的经济制度、文化与社会心理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我国并不成熟，因此目前推行学分制必然走样。     

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功能、类型及变革

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多样化的。选举成为影响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关键变量。社会组织,一方面是支持政党竞选的重要力量,甚至替代了政党的部分选举功能,另一方面政党变革要适应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政党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以社会组织独立性为基点,社会组织与政党的关系可以分为独立型、合作关联型、依附型与隶属型,政党对这些类社会组织的影响各不相同。新兴政党、传统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也存在较大差别。新兴政党与社会组织缺乏正式联系,因此,在选举中新兴政党很难得到社会组织的支持。传统政党与独立型、合作关联型社会组织关系越来越松懈,而依附型与隶属型社会组织与传统政党的关系还比较紧密,但是当前社会组织对民众的整体作用在下降,这也对政党利用社会组织提出了新挑战。     

我国商业信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与强制性特征——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商业信用的资源再配置假说认为,商业信用可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再配置,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商业信用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恶意拖欠基础上的强制性信用特征进行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获取更多银行信贷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不仅未能提供更多商业信用,反而获取了更多商业信用,而市场势力的存在可能是导致这一配置结果的扭曲性因素;拥有更多应收账款的企业倾向于扩大应付账款规模,从而使企业间债务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三角债"趋势。此外,与出口企业相比,产品内销企业在商业信用的供给中面临着更多的坏账损失风险。这说明我国商业信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恶意拖欠特征与违约风险。我国的商业信用不仅未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反而增大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运行风险。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制度化整合——以公益基金会为视角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建构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制度化整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问题。在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制度化整合中,涉及到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角色和作用。公益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在实现制度化整合上具有重要作用。从实现方式上来说,制度化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是公益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推进政治整合的重要方式。在走向制度化整合的过程中,新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建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不仅需要社会组织的努力,而且更需要政治组织的支持。     

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

供应链集中对企业而言既有整合效应也有风险效应,供应链集中度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企业获取的银行信贷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在供应链集中度影响银行信贷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议价能力较弱、非国有和中小型的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供应链集中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维持适度的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水平以获取更多银行信贷；同时银行应关注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水平,充分评估授信风险并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担保企业社会资本支持的增信能力研究

信用担保业是国际公认的高风险行业。虽然担保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直接与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连接,但是其网络关系极其复杂。为了恰当地评价我国担保企业社会资本对增信能力形成的贡献,以便指导我国担保行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建立了社会资本支持的增信能力的路径模型。该模型涵盖了社会资本网络关系与担保企业存量能力、增量能力和潜在能力形成的联系,沿此路径分析,可以确定对担保企业增信能力的影响,即“风险筛选”、缓解“信贷配给”和“乘数效应”。     

大学生失信行为的诊断与救治

大学生失信表现在学术失信、名誉失信和情感失信三个方面。导致大学生失信原因包括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方式的影响、家庭教育的乏力、自律意识的淡薄以及约束机制的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的诚信制度,以及深入的诚信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重构诚信体系。